当前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调整因素碰头、周期性力量与趋势性力量叠加，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改革的新窗口期。在这一背景下，稳中求进，应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就如何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各项工作，将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新阶段，笔者有以下思考：

全面总结三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措施重心从行政手段转向市场调节，避免误伤高效率的民营企业，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目标重心从“去旧”转向“育新”，引导优质新供给的积极成长。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地方债发行额度要适度扩容，PPP项目落地要持续提速。增加补短板的基建投资为区域协同和乡村振兴夯实基础，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增值税减税要真正“能感知、有温度”，把制造业税率16%降至13%，其他两档税率归并。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全面推进个人所得税向综合税制迈进的改革，落实落准6项专项附加扣除。适当扩大预算赤字率到3%。社保费在现有基础上降低5个百分点。加快国资划转社保的进度，适度增加划转比例。严控和压缩一般性支出，推动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机制。加强库款“消峰填谷”管理。

适时调整金融监管政策与节奏。立足“稳杠杆”的基调，着力加强流动性风险的管理，阻断市场流动性风险向实体经济信用风险的传导，避免在高杠杆下爆发“债务通缩”。平滑表外转表内进程。对于资管新规等监管新框架，要调整落地的范围、力度和节奏，避免影子银行过快收缩，尤其是保留其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功能。修正银行信贷激励机制。加快推动商业银行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改革，改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货币政策要促进“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化，监管政策要防止“处置风险的风险”，即在化解旧风险的同时，警惕聚集新风险。加快科创板的落地，激活新三板融资功能，保持股票首次发行的常态化，扩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适应新经济企业生命周期中融资需求前移的趋势。

以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短期挑战，进一步扩大进口，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鲶鱼效应”加速国内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缓和外部贸易摩擦压力。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广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应用。多措并举壮大实体经济，为民营经济预期持续注入确定性，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隐形巨人企业。加快要素市场配套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改革。培育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与全球共享中国机遇，增加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脱钩”成本。

加强政策储备，超前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就业、实体经济、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领域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围绕中美经贸走向小概率和大概率的结果，加密动态监测就业频次，大力实施“援企稳岗”，促进灵活就业和创新就业。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就业创业。聚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对重点地区和短期困难企业，准备好纾困资金、就业补助资金，谋划好就业优先预案。突出重点帮扶对象，合理确定补贴等标准，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地。消除政策杂音噪音，强化政策解读释疑，振奋精神，提振预期。

（作者张连起系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