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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访谈

2018-03-05来源:人民政协报 A- A+

周汉民:法学硕士,教授。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了改革开放。他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大浪淘沙,前赴后继。河流山川,万象更新。2018年,又是一个春天。40年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封闭落后的中国全然不见踪影,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走向强起来的、负责任的中国。

个人的命运,从来都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从一名学者到官员,周汉民人生的每一步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紧紧相系。在这样一场人类社会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40周年之际,他亲历之、感悟之、振奋之,更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向世界宣告: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下

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此举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下。

这些举措,于国家、于一代人影响重大。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研究和实践的周汉民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此也立志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这40年他从没有懈怠过,即使位卑也从未敢忘忧国。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

记者:1978年,您正处在人生的青年时代。还记得,那一年您在做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又怎样影响了您的人生选择,或者改变了您的命运走向?

周汉民:1978年是我生命中意义重大的一年。那是恢复高考第二年,我当时在上海一家医院当工人,本来以为这就是我的命运归宿了。没想到高考政策放开了,我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考上了向往已久的大学,圆了自己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正规教育的梦。也正是那年冬天,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有幸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研究,并从事相关的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开放度的探索。再后来,我历经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世博会、自由贸易区建设三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更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记者:您曾参与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早期研究,后来也担任了浦东新区的领导。从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起,至今已走过了28个年头,浦东也早已转型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城区。当时,中央做出开发浦东的决定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中?

周汉民: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在舆论上诬蔑我国“停止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压制人权”,更是从经济上采取贸易保护、投资限制、高新技术封锁以及金融控制等方面的制裁。而当时国内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转轨尚不彻底,宏观调控的效果有限,经济发展出现了大起大落。邓小平同志曾坚定地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记者:您的人生和浦东新区,怎样产生了交集,擦出了火花?

周汉民:1987年7月,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诞生,成员有相关开发开放最重要的几个领域的专家。我当时刚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现在想想,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的工作充满了激情。当时全国已经形成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

2000年8月,浦东建政。当时已在上海外贸学院任副院长的我被任命到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任职副市长。到区政府任职后,我分管三个方面:一是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二是外高桥保税区,也就是现在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发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很多条线。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第一,立法。我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第四才是资金,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记者:浦东新区被誉为中国的“改革样本”。浦东开发开放走到今天,依靠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能提炼出哪些经验?

周汉民:浦东的开发开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打造了样板,树立了标杆,为中国“入世”作了物质准备。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人心向背。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要有激情,不能因为开发开放20多年了就激情衰退。更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继续抓下去。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能够在国际上坚持平等待人,这对世界的影响是无以复加的。

在周汉民看来,改革是永无止境的,但必须是有阶段的,一定是既符合人类发展的潮流,又符合中国的现状和特色。目标要高远,仰望星空;举措要扎实,脚踏实地。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以及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让世界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占比实现脱贫,近8亿人脱离绝对贫困的陷阱。这是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

记者:改革开放是我国一次新的伟大革命。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最主要的外资利用国,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怎么评价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

周汉民: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强调中国人的国际观和国际贡献,非常必要。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以及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让世界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占比实现脱贫,近8亿人脱离绝对贫困的陷阱。这是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脱离贫困才有资格谈世界和平发展。这是实实在在的成就,不需用更多的笔墨来渲染。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全世界响应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符合世界的潮流。今天,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仍在涌动。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有些国家不去顾及对世界的责任,只想保住自己;而中国高举全球化的大旗,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世界也接受我们“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大原则。

放眼望去,世界各地,一大批中国人满怀国际主义豪情投身建设。我去过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地,在风尘滚滚的工地现场,来自中国的建设者们一头扎入一个项目,不是一年两年,有些要长达十多年。有些地方环境并不太平,政治风险陡增,但我们还是夜以继日地奉献着,就是因为现在的坚守是通向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未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向世界输出了中国爱好和平,追求发展,崇尚文明,强调平等的形象。您也参与了世博会的筹备工作,这场盛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周汉民:2001年,中国提出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6座城市,6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美洲,竞争空前激烈。中央政府决定,要上海派人作为全职申博代表常驻国际展览局所在地巴黎。

2001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派我去巴黎,作为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就如同2000年市委决定我去浦东任职一样,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觉得,国家的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够零距离地为国家效力,是一生无上的光荣。我上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到世博完成,一做就是十年。

世博会体现出“国家外交为魂,民间外交为体”,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国际观,其中就包括国际交往必须坚持的平等、友爱和信任。当走向富裕的中国还能够在国际上坚持平等待人,这对世界的影响将是无以复加的。

记者:您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专家。犹记我国当年加入WTO谈判之艰难,如今,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自贸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所做的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法治上的探索,将对后来者有什么借鉴?

周汉民: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在世界关贸总协定(GATT)的席位。中国当时要恢复在GATT的席位,和今天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以开放促改革。

2012年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民建上海市委在大会发言《关于推进自由贸易港城建设》中,率先提出“在浦东建设局部自由贸易港区”。当时在我国大陆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听了我们的发言,表示应当高度关注,应在全国发声。我将这一大会发言经过修改提炼充实,于2012年全国政协大会以个人的名义提交书面发言。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自贸区生命力所在,是体制、机制、法治的创新。然而,自贸区实行新政与现行国家3部法律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统称三资法)有冲突。如果按既往做法,只要高举改革大旗,似乎就应畅行无阻,但依法治国的精髓就在于应当在法制框架内进行合规创新。

因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底决定在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这3部法律,为期三年,这为自贸区起步解决了法律冲突。这一“破天荒”的做法,为自贸区改革不等、不靠,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提供了法律上的“尚方宝剑”。但是,自贸区该如何前行?前行的道路该有怎样的法律保证?还是要用法律来解决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7月25日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9章57条,广泛征求海内外意见并经三审表决通过,使《条例》渗透了改革和创新精神,如负面清单的制定,正面清单的制定,企业事中、事后的监管等等,都为自贸区奋力前行保驾护航。上海自贸区开启自贸区新政,率先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在投资管理措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商事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和金融领域的创新与开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给中国的自贸区试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予了前行的动力。自贸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对标世界最高标准,建设我国的自由贸易港,其实就是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实现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崇高目标,建设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其实也是新中国的首份负面清单,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周汉民:是的。这份负面清单,在自贸区运行第二天,2013年9月30日凌晨就公布了,共190条,引发了全球瞩目,中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国家。随后负面清单又经过多次“瘦身”,更与国际接轨。国务院废止多项审批制度,充分体现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是上海自贸区扩大开放的抓手和前提。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区区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上海6340平方公里相比,不到1/220。2015年扩区后,面积达到120.72平方公里,占浦东新区土地面积1/10,创造了2016年浦东新区3/4的生产总值;占上海总面积1/50的自贸区,创造了2016年上海市1/4的生产总值。这组数字也证明,只有改革才能释放红利,只有改革才能产生效益。

记者:在您看来,改革开放的动力何在?经验又何在?

周汉民: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共识所在,也是取得改革成功的深厚根基所在。

从1978年到1988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一波又一波开放的浪潮;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确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连线成片;而1986年,我国政府毅然决然提出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原始缔约国地位,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15年的筚路蓝缕、艰辛谈判,中国完成了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规则靠拢、并逐步成为国际规则的捍卫者和新的国际规则的缔造者之一。特别是1990年4月18日浦东新区的设立,到2017年4月1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我国19个新区逐次推开,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再出发,不变的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0年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40年后,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需要更加稳定清明的政治环境,更加健全的法治。提高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最需要的动力,而法治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周汉民认为,继续向前走,最大的阻力在于自我满足。

■以改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气、用改革的方法,把一切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变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现实,这正是我们向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致敬。

■当下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您曾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多次建言献策,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当下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周汉民:不敢拥抱变化,就不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有所成就。我们仍要以改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气、用改革的方法,把一切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变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现实,这正是我们向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致敬。

上世纪70年代,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要向第五个现代化进军: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唯靠改革才能解决,这次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将深入地解决我们体制机制和法治问题。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一定要更吻合、更呼应、更协调。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使人民受益。十八大以来这五年的成就让我们看到,稳定的政治环境还需要清明。稳定清明的政治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第一个要素。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之力进行整风肃纪,使我们看到: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栋梁,需要什么样的公务员队伍,什么样的武装力量。从十八大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十九大的“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凛然正气和担当。

记者:“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辩证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作出的深刻论断。在很多情况下,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法律也是在这个探索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刚才听您的讲述,在浦东新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开发进程中,首先做的都是立法工作。您怎样理解改革和法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周汉民:法律与经济社会事务的关系,从来不是法律领先于经济社会事件的发生,但它也绝不能滞后太远,终归是经济社会事件发生在先,法律紧紧跟上。一个现象产生了,才必须有一个相应的法规。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是讲现象,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讲的是要形成约定俗成的方略。这两者的关系基本就是如此。目前,我们国家的基本法律已有250余部,国务院行政规章近千部,地方性法规无以计数,中国远远把法律虚无的年代抛在身后,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正在建设中,其中最强而有力的努力之一,就是今年的修宪和2020年我们将要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法典。

记者:“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已然吹响,但历史背景也早已不同于往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今天的改革开放和40年前我们谈到的改革开放,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再出发”需要做哪些战略考量?

周汉民:每一场改革,就如同长江的波浪,一浪高于一浪。当年的改革开放初衷是解决中国的短缺经济问题。改革从安徽凤阳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作为引导,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今天的改革有了更高的浪潮,即顶层设计的改革——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当下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前面提到,1978年我国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的情景。那么,现在,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方位上,您对改革开放又有了怎样的新认识?

周汉民:今天,我对改革开放最大的认识是,绝不能故步自封,绝不能浅尝辄止,否则就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当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勇气来继续推动改革和开放。当下,阻碍改革的力量仍然存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满足,倘若我们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无处可改了,这才是危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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