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永远是进行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访谈

2017-03-09  来源:人民政协报

随着中国银监会主席等财经部委的“换将”，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促改革与防风险之间如何深度破局、经济发展与金融助力之间的窗户纸能否快速捅破、金融监管的水平如何才能上台阶，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而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老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不讳———总盯着GDP数据，这是一个误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负有责任，而在当前，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改革永远是进行时。

 

人物介绍

 

刘明康：

 

1946年8月出生于上海，福建福州人。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名誉博士。高级经济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也是至今为止执掌中国银监会主席“帅印”时间最长的“监管老资格”。

 

判断经济不能“唯GDP”论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速负增长、零增长的情况，为什么我国一定要坚守GDP增速的目标？相比之下，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对发展速度的片面追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质量、效益的提高以及竞争力的提高上。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很关键的是把“三去一降”做到位。这就一定会碰到许多市场退出的情况。而创新就会有失败，也要允许这种试错。因此，加强破产法的完善，以及破产法执行机制的建设，将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当前应彻底改革目前人才教育、培训以及下岗职工转岗再培训体系。要培养善于独立思考、拥有工匠精神、具备长远眼光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记者：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进入深水区，或许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思路。在您看来，当前推动经济发展，应当首先明确的共识是什么？

 

刘明康：我想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聚焦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误区，一些人还是更关注GDP数据，认为好像GDP增速降到百分之六点几，就会引发担忧。

 

事实上，早年间我们的确对GDP增速有过规划性的远见。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会在2007年爆发，先是在美国，到2010年整个欧洲地区已经深陷其中。2011年开始，逐步影响亚洲。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看已经超过了1933年爆发的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程度。

 

在规划性远见的背景下，通过推算，我们习惯性认为每一年的GDP增速必须要达到一定标准，但现在，我觉得应该统一思路，那就是GDP增速具体是多少，不应成为影响我们发展经济的障碍。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速负增长、零增长的情况，为什么我国一定要坚守GDP增速的目标？相比之下，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对发展速度的片面追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质量、效益的提高以及竞争力的提高上。如果统一了这个思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就会避免采取一些非科学发展的做法。

 

记者：我们可以引导业界从“保GDP数据”的逻辑中解脱出来。而在这之后，我们又该用怎样的一把“尺子”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情况？

 

刘明康：大家可以转而去追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今天，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就要追求质量效益，具体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这是可以具体“度量”的竞争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如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记者：在“十三五”期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我们靠什么来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上升？

 

刘明康：这里有几条关键路径。第一条应当是全面深化法制建设。这里我觉得有五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产权保护，也就是要对不同机构和自然人给予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这里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此方面，我们虽然是成文法的国家，但一定要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国家遵循的普通法当中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第二个关键词是允许失败，要通过法制建设，建立对创新容错的文化和机制。

 

第三个关键词是完善破产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很关键的是把“三去一降”做到位，这就一定会碰到许多市场退出的情况。而创新就会有失败，也要允许这种试错。因此，加强破产法的完善，以及破产法执行机制的建设，将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我的一个建议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破产法院，同时加强人才培养。从制度建设上说，拿美国法律来举例子，其中既有托管人清盘的硬性破产方式，同时也有一种情况，即在加强管辖和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原有的经营班子甚至于股东，还能够在破产的过程中进行有条件的经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破产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和压力，以此为参考，我们也应该完善破产法。

 

第四个关键词是金融机构破产的法规建设。在中国，目前只有实体企业有对应的破产法，金融机构还没有市场退出机制，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我认为金融机构的退出渠道也应当是畅通的。

 

第五个关键词是平等竞争。要依法保护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在我看来，只有把这五个方面所涉及的机制都建立起来，我们的“三去一降一补”才会有更多的实效，才会有更大的执行力度。

 

记者：通过完善立法，可以将权力送进制度的“笼子”，也可以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打牢基础。除此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路径可以直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刘明康：我认为，应彻底改革目前人才教育、培训以及下岗职工转岗再培训体系。要培养善于独立思考、拥有工匠精神、具备长远眼光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同时，应加强高科技和新科研的工作。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政策要兜底。这里说的兜底并不是大而化之的社会保障，而是要为因病返贫和因灾返贫的百姓提供民生兜底。在因病返贫方面，政策要做好在医疗、卫生、社保、环保方面的工作；在因灾返贫方面，政策要在提高抗灾、防灾标准的同时，用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来兜底。

 

金融服务和监管要适应实体新需求

 

■作为服务型机构，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有些监管指标，如杠杆率水平、流动性情况以及资本充足率，这些监管“紧箍咒”很难戴到表外业务的头上，容易给金融资金体外循环开绿灯。要清楚地看到，一旦风险触发，这些表外业务的风险就会迅速反映在表内业务上。

 

■中国的金融改革永远在路上，是进行时，任重道远。要给它们打分，应该找金融消费者和存款人来进行，估计目前他们还很难给出高分。

 

记者：业界对于金融改革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期待。作为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也是至今为止执掌中国银监会主席“帅印”时间最长的“监管老资格”，您如何看待当前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为？在您看来，如果100分为中国金融完成改革的标志，现阶段能给出多少分？

 

刘明康：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应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金融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金融改革永远在路上，是进行时，任重道远。要给它们打分，应该找金融消费者和存款人来进行，估计目前他们还很难给出高分。

 

记者：当前一些人士提出，银行理财资金规模不算小，公开的数据说理财资金账面余额已经接近30万亿元了，由于监管主体不一样，有关规定也不一样，导致这部分银行表外资金存在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情况，也极易引发表外表内风险传导。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明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大致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内的业务和表外业务两种。表内业务包括存贷款及相关内容，理财业务通常放在表外。我们看到，银行业表外业务发展得很快，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机构追求经营指标和利润最大化以及规避监管。因为从原有的监管规定看，银行吸收到的存款中，有一定比例要缴存存款保证金，但理财资金不用受制于这些规定，同时，由于不在资产负债表内，有些监管指标，如杆率水平、流动性情况以及资本充足率，这些监管“紧箍咒”很难戴到表外业务的头上，这容易给金融资金体外循环开绿灯。

 

记者：中国银监会最新的数据反映，到去年年底，全国银行业理财资金账面余额大数接近30万亿元。由于监管主体不一样，法律规章也不一样，有关的规定也不一样，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导致了一部分资金所谓的脱实向虚。

 

刘明康：要清楚地看到，一旦风险触发，这些表外业务的风险照样会迅速地反映在表内业务上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力度？

 

刘明康：金融监管总体来说应当与时俱进，与金融业混业经营、产品创新、交叉发展的现实相适应，同时应共享信息、统一标准，严格执法。

 

当然，扶持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机构一个领域就能包打天下的，财税改革也要着重减少企业和有关财税人的税费负担。

 

我们要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开放。而在今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给全球化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他认为全球化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

 

环顾目前资本在中国的运行情况，我们看到一些外资因为得不到中国市场的重视选择离开、民间投资增速也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断崖式下滑，2016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只有8%，在此背景下，要拉动GDP增长，还是要思考如何对内对外扩大开放，真正落实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精神。

 

总体来讲，我们对于经济运行的判断要有一个转变，同时借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我认为这几点非抓不可，还要认真抓。

 

中国市场充满希望

 

金融机构也要有工匠精神

 

■我们走到了一个结构调整的深水区，此时如果方向不明、力度不大、路数不多，就会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中去。

 

■中国四大菜系传承至今，并没有出现过发展有空当、自己砸牌子的情况；瑞士的手表是几百年树立起来的名牌，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所谓凤凰涅蓜的过程。金融机构要强调文化建设和风控建设，也要有工匠精神，不要急功近利。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状态？

 

刘明康：从全球的视野看，中国市场充满希望———有如此大的国土和13亿多的人口，加之以前经济发展的基础有待夯实，可以说中国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走到了一个结构调整的深水区，此时如果方向不明、力度不大、路数不多，就会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中去。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有三点———法要优，数要实，人要好。

 

记者：美联储在去年底重启加息，这对人民币汇率会造成哪些影响？

 

刘明康：美联储每次25个基点的渐进式加息，并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但进入加息周期通道后，它的影响就不容小觑。这里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有差别的问题，而更涉及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和治理模式以及监管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市场的信心，加上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因此，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适当的管制措施是合理的。但根本之策还是要靠信心的增强。

 

记者：政协委员履职几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明康：促使自己把视野放得更宏观、思考问题站的角度更高，同时思路也更接地气。

 

记者：金融资本市场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也在经历着转型之痛，一些领域的问题也很突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防控金融风险，我们也看到，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传统金融业不能全心全意助力实体经济的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的“跑马圈地”和“跑路”，再比如资本市场出现的一些政策反复和波动，这些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必经阶段？

 

刘明康：我并不这样认为。举例子来说，中国四大菜系传承至今，并没有出现过发展有空当、自己砸牌子的情况；瑞士的手表是几百年树立起来的名牌，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所谓凤凰涅蓜的过程。金融机构长治久安还在于内功，在于文化建设和风控建设，在于工匠精神，不要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