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迟福林的认知，始终聚焦于“改革”二字；采访他的报道，也多是改革领域掷地有声的建议。为中国改革谏言，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人生。
窗外，透蓝的天光将西山的线条勾勒得峻峭柔美，一缕光打进来，在他前额的银发上跳动着，令人不由感叹，这位谏言者也在时光中悄然变老。
然而，一谈起专业，他条理清晰、叙述准确，完全潜心于自己关注的改革重大研究上，潜心于如何为决策提供更好的参考：国际国内、民间殿堂、数据事例……在一个个挥洒自如的回答中，一名改革者的形象在我们眼里又一次丰盈起来。
改革，是迟福林自主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正是由此开始，他完成了从军人、官员到学者的转型。
隔40年“二次开放”：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
不是中国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历史将中国推到了这里，做出了这个选择
逆全球化是一种倒退，不但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加大国际关系的分裂，甚至对本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增长雪上加霜。
记者：继《二次改革》《二次转型》后，你最近推出了新作《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二次开放”是一个新提法，能否做一个解释？
迟福林：2016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经济全球化的逆潮。特朗普提倡“美国优先”战略并且退出TPP协定；英国脱欧以及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贸易保护抬头和民粹思潮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反向而行？每个国家都站在十字路口，都需要做出选择。在这个节点上，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坚定推进全球化的声音：第一，不要把错误和问题都归咎为全球化。第二，我们坚定地推进全球化。第三，推进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得益于对外开放，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从1978年的150美元左右提高到2015年的8000美元。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开放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从工业化水平很低到现在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第二，开放的范围和重点有了变化。过去30年开放的焦点更多在货物贸易，2008年以后逐步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变；第三，全球的经济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包容性不足，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走到舞台中央，要争取话语权，优化经济治理结构；第四，中国的战略角色变了。过去我们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现在要变成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以“一带一路”战略为重要载体，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不是中国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历史将中国推到了这里，推到了这个角色上，做出了这个选择。
所以，我们正在进行的“二次开放”，就是以促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为导向、以实施自由贸易为主线、以推进“一带一路”为支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务实行动。这是经济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的一个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历史责任。
记者：如您所说，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将以全球化的开放精神为世界经济提供动力的信号。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开放精神？
迟福林：这个开放精神是有针对性的。经济全球化确实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我们的开放精神，首先，体现在直面问题上。在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敢于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更不是走回头路；其实，体现在更大范围的开放。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需要更大的魄力，需要开放、包容、共享和均衡，而不是孤立、排斥其他国家；最后，体现在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转型的融合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改革的动力，以开放来倒逼改革。所以，谈开放精神，我觉得应该站在国内、国际的大背景下思考。
记者：虽然逆全球化思潮并非始自今日，但这一拨浪潮似乎异常凶险。你如何看待这次逆全球化浪潮？
迟福林：这一轮逆全球化的出现有深刻背景。第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主要侧重金融资本的创新，而忽略了产业和科技变革，在金融寡头获利的同时，中产阶层严重缩水，美国的中产比例至少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以上。在此背景下，到底是需要新的全球化，进行更多的产业变革和科技变革，给大家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还是关起门来搞逆全球化?一些国家现在的选择是后者。但我们认为，只有在国际范围内通过产业和科技变革，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范围、提高市场的深度，才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上个世纪，全球在保护主义上栽了大的跟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第二，在过去20余年的全球化中，看到中国获益良多，一些发达国家就想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势力抬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把门关起来、去全球化。殊不知，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中国，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从中国的全球化中受益良多。所以，逆全球化是一种倒退，不但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加大国际关系的分裂，甚至对本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增长雪上加霜。
服务贸易仍旧是我们的短板
经济全球化逐步把重点放在服务贸易服务业市场不开放，不仅不适应国际
市场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记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很快，2016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增速达14.2%，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到18%，比2015年增加了2个百分点。你如何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
迟福林：全球服务贸易的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全球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进一步优化了全球资源配置，提升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为23%左右；若按附加值算，这个比重已达到50%。从趋势看，未来5—10年，全球服务贸易仍有比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我国情况看，受制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滞后，服务贸易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之一。我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教育、医疗、健康和文化市场的开放度并不高。多年来，市场开放的重心在工业领域。有数据显示，我国工业领域80%已经市场化，而服务业仍有50%左右的领域尚未打破垄断。
记者：我国服务业开放的难点在哪里？可以从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迟福林：从需求角度看，近些年我国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增速都超过9%，超过了GDP的增速，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消费更多用在吃饭穿衣等物质型消费上，现在普通家庭相当一部分消费集中在旅游、健康、教育上面，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已经占到总消费的40%。从发展趋势看，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会接近50%。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个巨大的新增市场，不仅对我国经济增长，而且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都是一个重量级的信息。
这种情形下，我们看供给方面的情况。从这些年两会的热点看，从社会呼声看，我国服务业供给短缺矛盾突出，某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等，“有需求缺供给”成为社会普遍反映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社会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禁止的服务业领域，但由于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实践中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通信等服务行业仍面临种种障碍，服务业难以通过公平竞争来提高供给能力、质量和效率。
服务业市场不开放，不仅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只有在开放中加快发展，并提高服务水平、服务标准、服务效率，才能有效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的需求。2015年，习近平主席参加G20会议时提出，有序开放服务业市场；2016年中央又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相信未来几年服务业领域会有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
记者：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要在北京召开了。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已经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在你看来，“一带一路”将在自由贸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在经济全球化发生大变局的情况下，纵观全球，没有比“一带一路”能够更好连接亚洲与欧洲，连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了。它具备三个特质，一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二是以产能合作为重点；三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如果这三者能融合，在未来，不仅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和产能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沿线国家以自由贸易为主线，加快改善所在地区综合发展环境、提升综合发展能力，真正形成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机制，在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扮演重要的主角。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调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改革创新的积极性，需要对改革创新的失败予以更大的宽容和包容。
记者：你曾说过，改革攻坚的切入点是政府转型与改革。去年，我们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怎么评价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表现？
迟福林：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过去一年，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地方政府依托行政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要客观看到，去产能，行政力量固然重要，但为什么又出现了某些“死灰复燃”的现象？煤价、钢铁价格又出现了上涨？这说明，在注重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比如，谁来认定“僵尸企业”？目前有一些民营企业转型初步成功，而相当一部分国企转型较慢，效果并不好。也就是说，政府的引导很重要，但推动企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是市场。在“三去一降一补”中，政府的重要职责是降成本、补短板。比如，面对企业税费成本过高的突出问题，政府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出实招；面对经济转型中的社会需求变化，政府要尽快补上社会建设的短板。
记者：你怎么看国企改革中有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迟福林：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这个大思路符合现实。以管资本为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问题在于，这些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管资本上，而是过多过细地管企业、管人。在管资本的前提下，只有让企业家管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走，实施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破题。所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甚至是“牛鼻子”。
记者：历史进步需要不断变革，但变革所采取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迟福林：凡是改革，都会触及到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改革开放近40年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但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仍有几个问题依然相当突出。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太低，现在约为25%~30%，距离中等收入群体占50%以上的橄榄型社会还有明显距离。二是农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农民很难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三是就业结构还不合理。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在服务业领域就业，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在服务业就业的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而2015年我国服务业就业比例仅为42.4%。这个比重提高了，就能有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四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比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但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远没形成，80%的税收要由企业承担。财产税的缺位，既加大了企业负担，又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记者：在触碰到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时，一些官员瞻前顾后，选择了不作为，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迟福林：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就有可能失败；不改革就没有失败，但不改革也就是不作为。要打消官员的顾虑，调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改革创新的积极性，需要对改革创新的失败予以更大的宽容和包容。对官员的督察机制和激励机制两条线，要尽快分开，赏罚分明。对干事和创新中出现失误的人，给予一定宽容度。在机制上明确，干事与不干的考核，与干事中成功与失败的考核，是不一样的。
改革是流淌在血液里的责任
改革者要顺应历史潮流，抓住趋势
相信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充满历史责任感，事情一定要争取做成
记者：你在改革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各方都是从改革话题开始了解你。翻阅你的简历，你既当过军人，又做过官员，最后选择了改革研究事业。是什么指引你做出这些重大选择的？
迟福林：我16岁当兵离开东北故乡，军龄长达20年。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国防大学当教员，后来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并且担任了中央党校理论部（即现在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部）的改革研讨小组组长。那时，我对邓小平讲的一句话产生了朦胧的认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当时我们白天去基层调查、研究、开会，晚上还经常彻夜不眠地研讨问题。现在回想，那是一个“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后来我被抽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1987年12月，我南下海南参与筹备建省相关事宜。海南建省后，我担任省政府体改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正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我坚定了自己的道路：做改革研究。1991年，经过多方筹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以“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办院宗旨，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我当时的想法是，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型的学者，才能客观地研究问题，所以先从自己开始改革吧！1992年我们主动放弃了财政拨款，1993年开始实行股份制，一直走到今天，酸甜苦辣不一而足。但总体上走出了一条从正厅级事业单位转型为社会智库发展的路子。
记者：所以，改革是流淌在你血液里的责任。
迟福林：对。当兵的经历锤炼了我坚韧的性格，军人不能言败，搞改革也不能言败，这个信念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我。无论做官员，还是学者，我越来越感受到“责任”这两个字的意义。相信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充满历史责任感，事情一定要争取做成。
记者：这么多年来，中改院最令你欣慰的一项改革研究成果是什么？
迟福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多次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很在意，对稳定农民预期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我在调研报告中明确建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条建议被写入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和我的团队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成为农村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我们当时心情很激动。
记者：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你多次为农民权益、户籍制度等改革问题呼吁。作为一名改革专家，一项政策从调查研究，到制订出台，你通常会倾注多少心血？
迟福林：再讲一件事吧。2003年，我到海南的一个黎族农村农户家调研。走进一家，老太太生病躺在床上，老头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儿子精神还有点问题。家里有两亩耕地，全凭这个老头把一条腿拴在犁耙上耕种。我当时就问乡镇干部，像这种家庭不能实行最低救济制度吗？他说，现在还没有这项制度，贫困户只能申请补贴。这个家庭的补贴申请了三个月，拿到五块钱。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我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当时高层特别重视。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件事情出乎我意料。尽管城市和农村的保障还有不小差距，但建立制度就等于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作为学者，参与中央决策讨论时，责任是沉甸甸的。只要你了解到基层的情况，把有价值的信息、情况及时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中央决策还是可能产生影响的。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因此，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顺应历史，抓住趋势，给出建议，并且设法推进。一个改革研究者决不能计较自身的得失，这是改革谏言者的历史作用，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