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都快成为科研人员的麻烦和枷锁了。”11日下午,社科界32组的小组会场,刘白驹委员刚说了一句话,周文彰委员马上站出来提供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注脚:一次,他去天津出差,搭熟人便车,晚上住在母亲家里。这下,由于缺少车票和住宿发票,他此行别的差旅花销就报不了。
“本想给单位省点儿钱,却好心办了坏事。”周文彰说。
当天的讨论是从王子豪委员宣读一件提案草案开始的,这件名称暂定为《关于改革和创新社会科学领域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提案》,背后是全组36位委员的共同心声。
小组召集人陈进玉委员提出,如果社科界33组的委员们也同意的话,可以将此上升为社科界的提案。
这件酝酿中的界别提案引发了全体委员的热议。吴恩远委员多次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一句。他认为,要尊重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明确智力报偿支出,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张蕴岭委员提出,关键要打破官本位,制定学术圈本身的报销标准。除了报销,他还提出,现在一些社会科学的课题都沦为政绩工程,单位只看你拿到多少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然后再加倍奖励。这样致使有些学科每年经费都很多,但有的真正需要常做调查的学科,恰恰又没钱。
李捷委员认为,现行的科研制度管理总体建立在防范和“卡”的基础上。“我赞成对官员要‘卡’,因为他们手里有行政权力,需要制约;但搞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权力?当然,我们要辅之以诚信制度体系。如果哪位学者出现公款私用、巧立名目,就降低他的信用度。”
对于科研管理这个词,刘白驹委员是有些想法的:“就是解决科研人员在经费或其它问题上的困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