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像治理“票贩子”一样治理“号贩子”
“一些医院因此限制医生加号甚至取消门诊挂号不可行”
“讲到‘号贩子’，我就想到了春运的‘票贩子’，前些年春运票贩子猖獗，交通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建机场、高铁、公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从资源供给上解决了问题。票贩子虽然还有，但大大减少。”记者会上，黄洁夫说，他期待把医疗资源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把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分配，这样才能根治“号贩子”现象。
会上，黄洁夫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件事：“昨天中午我们10多个政协委员在驻地聊起号贩子的事，大都是医卫界委员，大家都说自己所在医院有号贩子在炒他们的号，其中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号已被炒到8000块钱一个，他是一分钱拿不到的。这位医生一天要看60到100个病人，病人花几千块钱到他这儿来，他也感到心疼，患者看完病并不感谢他，反而满脸怒气，感觉花了那么多钱，看了几分钟就被打发了。”黄洁夫说，这反映了我们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严重的结构错配。
黄洁夫说，依法处理黄牛，他很支持，但一些医院因此限制医生加号甚至取消门诊挂号，他觉得不应用这种计划经济手段，很多政协委员也觉得是不可行的。“这就像外科医生治疗腹腔脓肿，切开排脓引流要好几天，但过几天可能就复发了，复发还可能致命，所以要进行根治，把病灶切掉。”黄洁夫所说的根治方法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同时要大力引入民营资本以及外资把蛋糕做大，为老百姓提供多元、高端的医疗服务。
胡晓义：养老金年年涨是社保制度努力的目标
“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
今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提出养老金将上涨6.5%左右，实现了十二连增，这也是本届政府连续第四次调整。胡晓义说，这反映了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财政收入增长虽然放缓，但是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这个就属于不能少的实事之一。”
胡晓义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细节：“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是退休人员，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里讲的企业退休人员，预算报告里讲的更明确一点，就是包括企业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胡晓义认为，这是去年开始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后的一个新进展，即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统筹起来考虑了，“双轨制”实现并轨，待遇调整遵循同一规则，制度公平性更强。
会上，有媒体提出，养老金过去几年都是10%的调整，今年是6.5%左右，上调幅度明显降低。胡晓义解释说，确定这样的调整水平，主要考虑了几个参数：去年经济发展水平是6.9%，全国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前年度增幅要低。同时，城镇居民物价水平上涨1.4%，相对比较温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是7.4%。此外，还要考虑社保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综合以上因素，胡晓义认为6.5%是恰当的。
胡晓义说，“随着经济发展，养老金不管增多增少，最好年年都增加，我想这是大家的期盼，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作出的努力目标之一。”
范小建：对深度贫困这块“硬骨头”要咬住不放
“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让7000万贫困人口共同奔小康，在范小建看来，这个任务很艰巨。“按照一年2300块钱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减少了7.1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世界银行有一个说法，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绩的70%是来自于中国。但剩下这5000多万人的贫困，确实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范小建给现场的媒体详细分析了这块“硬骨头”硬在什么地方：“首先，贫困的程度深，就是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其次，长期贫困所占的比重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困代际传递；第三，特殊类型的贫困比如生态型贫困、社会发育型的贫困、边境扶贫等还不少。而我们刚好遇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就业、增加投资等面临着较大束缚和制约，所以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范小建说，越往后，扶贫工作的精准度、精细化的要求越高，现行的制度和办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还有一个返贫和相对贫困的问题，难度确实很大，所以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一个决定，提出了层层签订责任状的要求。
范小建认为，当前应处理好深度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了贫困的相对性，而忽略了对于深度贫困的关注，对于深度贫困一定要咬住不放。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的关系，特别要防止急于求成，任务越急越要发动群众，应该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李卫红：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
采取超常规办法给乡村教师更大政策倾斜
中国教育改革中，乡村教育是个重要部分，李卫红认为，支撑乡村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是乡村教师。“据统计，我们国家有330万乡村教师，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的比例约为4∶1。”李卫红说，国务院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之后带来了非常可喜的变化，但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李卫红曾经跟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到湛江、玉林等地调查走访乡村学校。他们发现，乡村教师的补充、待遇、培训及职称评审等方面都存在困难，亟待政策扶持。“我们调研提出的意见建议得到了重视和采用，教育部门在制定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过程中出台了八条规定，去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这些政策带来了可喜变化，比如农村教师的补充问题，去年有6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特岗教师，对农村边远地区的编制核定也予以了倾斜政策。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学校校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上，中央财政下拨了综合奖补资金22.8亿元，受益教师达到了94万人。将近三分之一的乡村教师在国家政策的资助下，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
李卫红建议，对乡村教师的支持要采取超常规的办法，给予更大更必要的倾斜。在地方“十三五”规划实施中，要把支持乡村教师放在突出的位置，“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
刘长铭：买天价学区房不如做好家庭教育
“如果是我，我会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上”
前不久，北京某著名小学附近卖了一套每平方米40多万元的天价“学区房”，引发舆论热议。记者会上，刘长铭对此现象评价：“我做教育40年了，以我40年的经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跟大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进家庭教育上。”
“择校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刘长铭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现在关注后代的教育，说明我们进步了。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是我，我会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上。我觉得家庭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品格、性情、兴趣，开阔眼界，开阔胸怀，使他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当中。”刘长铭认为，有很多事例证明，家庭教育是决定这个孩子未来职业成功、生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谈到一些优质学校建分校，刘长铭觉得这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举措。他认为，构建一个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担负着重要功能，应不断地推进公共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同时让民办教育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服务，“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得上构建成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
黄洁夫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范小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
胡晓义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李卫红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
刘长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
刘佳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持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