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贸易全球化和制造全球化的深入，世界正在掀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承担起探索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试验田的重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专题调研组近日赴四川和上海调研，并在北京进行了书面调研。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现代服务业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运行成本，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既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又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扩大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社会和谐、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用抓工业的力度抓服务业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深刻感受到地方政府对服务业认识程度的提高，如四川省委原来没有主管部门，2010年确定由商务厅牵头，2011年首次召开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今年又召开全省加快服务业发展电视电话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用“抓工业的力度抓服务业”的工作理念。上海市则提出努力打造“上海服务”品牌，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65%左右，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决心的背后是举措。“四川省相关部门对服务业的支持还是有不少含金量，如省工商局提出企业申请冠省名，由企业所在地工商局核审后直接报省工商局核准，可以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省财政设立了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2013年预算安排商贸服务支出30.3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内外贸、现代物流业、旅游以及金融创新等服务业发展项目建设，对于一向很少财政投入的流通业而言是重大利好。”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即兴点评。
面对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各种称谓，姜增伟表示，“不赞同分得如此详细，譬如现在粮食流通包括金融业、电子商务和物联网，很难说是传统服务业。在跨界融合功能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制造业服务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趋势大变革背景下，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加快发展具有一定优势的服务业。”
体制障碍仍是最大“拦路虎”
调研组成员一致认为，当前服务业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还是在于体制机制。“目前国家层面服务业的主管部门还在国家发改委，而省级层面大多将服务业统筹协调职能放在商务厅，同时，大部分市州的服务业主管部门也设在商务部门”，地方有关部门向调研组陈情，“恳请国家发改委在召开全国性服务业工作会议时，能够将商务厅作为列席单位参加。”
据介绍，与商品市场的充分竞争不同，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行业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部分行业至今仍没有放宽准入的具体措施；投资主体受限；定价机制不完善，部分服务产品的价格仍由政府管理制定；现有的行业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存在政府部门多头管理、管理信息不共享等问题。
“土地供应成本、水电气使用成本仍然高于工业，要素资源配置特别是土地资源配置还是以房地产为主导，重形态轻业态、重地价轻产出、重投资轻模式和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较明显，服务业发展软规划软约束，服务业用地硬成本硬约束现象依然突出。”成都市商务局的同志坦言。
政府要为服务业发展“松绑”
为了破除服务业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姜增伟表示，本届政府将采用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力度、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和充分释放国内服务需求的方式来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除了下决心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其中大部分涉及服务业，同时，还决定在上海试点建设自由贸易区，用开放带动转型。
围绕市场准入限制过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界定不清、垄断行业及事业单位改革滞后等薄弱环节，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褚平建议，国家宜从顶层设计上突破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如对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定实施细则和具体标准，对推进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改革提出具体改革任务及进度要求，相关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可在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内先行先试。
“在支持制造业发展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支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为主的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服务业的发展特点与制造业不同，主要是以网络化、信息化和人力资源等投入为主的‘轻资产’项目，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政策支持标准难以适应服务业发展需要，建议根据服务业特点制定相关政策体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龙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焦家良表示。
黄海则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商务部牵头服务业发展的职能，加大对地方政府推进服务业发展的考核力度，将服务业发展指标及改革任务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并探索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实施分类考核。尽快形成统筹协同的推进机制，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合力和效果。
此外，调研组认为，推动服务业发展要从财政、税收、金融、用地、价格、人才等多方面建立完善扶持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