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全国政协委员讲履职故事：接地气 汇民声 建诤言

2013-02-27  来源:人民日报

为转方式鼓与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这5年中，我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作为自己参政议政的重点

作为一名从事经济改革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在这5年中，我把以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作为自己参政议政的重点。5年来，我的提案、大会以及分组发言的主要内容，大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到底是什么？随着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发酵，欧美市场的萎缩是中长期的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几年来我一直呼吁，“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这既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再说明，长期依赖投资出口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5年来，我每年都向全国政协提交与扩大内需直接相关的提案。比如2009年的《依靠改革扩大内需的建议》、2010年的《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布局“十二五”改革》、2011年的《建议把民富优先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政策目标》、2012年的《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和重点是 能不能有效推进政府转型，改变目前相当普遍的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这种增长主义的政府倾向，以追求GDP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地研究政府转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我参加了几次包括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活动。我从调研中更清楚地看到，这几年，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一定成效，但远没到位。突出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某些行政干预手段有常态化的倾向；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政府倾向有增强的趋势。5年中我做了两次全国政协大会发言，都把政府转型与改革作为建言献策的重点。在2008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以《推进新阶段改革的三点建议》为题作大会发言，提出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2011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我作了《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大会发言。发言中有的观点和建议，引起委员们的共鸣。

“冒傻气”只为了一个好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王兴东

我的“傻气”是在人民政协里熏蒸出来的，言不逆耳不为谏，谀言奉承非委员

因为我对提案的答复不满意，去年我在政协文艺界联组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文联。一时网上爆出“委员王兴东当面炮轰广电总局，现场掌声一片”的新闻，亲友看后当晚来电，责怪我在“冒傻气”，直言犯上，为一个提案得罪主管部门，不值得。

我真是在“冒傻气”吗？我和张抗抗委员为繁荣影视文化产业，就影视作品的评奖，提案建议在国家级的影视综合评奖中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

然而，我们连续三年的提案，广电总局的答复是“电影‘华表奖’已设有‘优秀编剧奖’，电视剧‘飞天奖’设有‘最佳编剧奖’，既包括原创作品，也包括根据原著改编的作品，不予采纳”。中国文联的答复是“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可涵盖最佳原创编剧及最佳改编两个方面，因此不必进行调整。”

我不能不“冒傻气”了!去年是本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已做了三届委员，下届如果卸任，这项提案必然泡汤。我和张抗抗沟通后做第四次提案，并准备做最后一搏，向政府部门领导当面讨个说法。

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为什么连续四次做这个提案：“影视产业是版权经济，剧本版权是一切影视产品的母体版权，改编的剧本版权由文学原作版权衍生而出。因此，增设改编剧本奖既奖励了改编者也鼓励了原创者。然而，政府部门用‘涵盖和包括’推诿式地答复我们，三年里没有和我们当面交流，没有一次电话沟通，也没有找我们去商议，而是用盖个红章的公文回复了之。”我不留情面的严肃批评，激起了委员们共鸣的掌声。

我的“冒傻气”出来好的结果，最先收到了广电总局的答复意见“将原有的两个优秀编剧奖名额分为优秀原创编剧奖和改编剧本奖各一名。同时与中国文联等部门沟通交流，协商在其他全国性影视评奖活动中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进行奖项分设制度。”

我把答复告诉了张抗抗，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部门对于委员的直面批评是能听进去的，并认真改进。忧的是，一个简单的涉及剧本奖励制度的提案，前后费时四年之久，那么面对着文化强国的建设，有多少制度要改革要创新，政府部门如何大开敢谏之路，广纳逆耳之言，认真处理代表委员的议案，博采群谋，科学决策？

我的“傻气”是在人民政协里熏蒸出来的，言不逆耳不为谏，谀言奉承非委员。

连续三年提交一个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王 名

连续三年提交同一主题的提案，是深感人口问题关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两会召开在即，这将是我第十一次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算得上是个“老委员”了。过去的十年，我带着敬畏，带着感恩，更带着责任一路走来；接下来，我希望在议政建言的征程上再接再厉，不负人民的重托。

2011年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出现了诸多乱象，形成所谓“公信力危机”。我带领研究所的各位同仁，组织力量开展了深入调研，并研究借鉴美英等国相关法律和制度规范，起草了《关于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建议案》并召开提案专题研讨会，征求各方的意见。这一提案后来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2010年以来，我和刘大钧委员连续三年就“放开二胎”问题提交提案，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应，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最早提出这一提案的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联系并访问了人口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在认真进行文献研究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提案稿，征求了人口学界多位专家的意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我们提交了《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这一提案提交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年，我们针对国家计生委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的办理答复，做了更为深入的调研和论证，其间得到顾宝昌、李建新、王丰、蔡泳、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家的指导和支持，他们对提案稿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修改提交了《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案》。2012年，我们经补充调研、访谈和补充数据资料，继续联名提交了《关于停止一胎化、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的提案。

两会结束后，我收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提案答复函。函件对我们的建议做了肯定的表态，认为我们提出的放开二胎等观点，对研究论证有关政策思路和框架“有重要的启发，我们将认真研究”。这一表态，尽管离我们的提案要求尚有很大距离，但已看得出明显的进步。

“说了不白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陈怡霓

建言有质量，参政有成效，在广州形成了良性循环

过去的五年，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五年。在广州，不仅划出了制度建设的轨迹，也留下了许多民主协商的故事。

2009年，我所在的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在当年的市政协全会上提交了《建议制定港口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实施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提案，被列为当年的政协重点提案。为了促进提案的办理，我在当年8月带队到上海调研。在其后广州市制定新一轮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实施细则》中，我们的相关建议都有所体现。此后几年，我们持续关注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先后就发展航运金融、创新穗港澳现代航运服务合作、实施海洋文化战略、发展海洋旅游、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等提出提案，都受到了党委政府的重视采纳。

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建议得到重视和采纳，并很好地落实到政府的具体工作中，这对政协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的参政议政热情是一种激励。建言有质量，参政有成效，在广州形成了良性循环。2012年，广州市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再次进行大联合大调研，围绕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广泛建言献策，共提出了41条建议。

人民政协建言立论，不求说了算，但求说得对、说得准、说出成果。做到了这一点，政协就“说了不白说”。在2013年1月召开的广州市政协全会上，广大委员踊跃建言，敢说话、说真话成为风尚，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投资项目建设审批，从开发建设南沙，到推进垃圾分类，参政议政涉猎广泛，政治协商成果丰硕。广州市主要领导称赞委员“有国际和全球视野”，“做事用心、思考用心，建议中肯、有见地”。

三江源的远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秦大河

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将在不远的未来得到实现

三江源区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2005年，国务院审议批准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中央财政投资75亿元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

2007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的调研组，到青海实地考察了《规划》的落实情况。为评估工程建设的后续情况、形成新的政策建议，2008、2009年两年，我作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率领调研组赴三江源区又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

在两次考察中，我看到三江源区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但生态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难题仍未破解。

2008年调研后，我们撰写了《关于加快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试验区的政策建议》，提出应启动建设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试验区，继续重点解决保护区群众生活、住房、就医、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完善生态补偿投入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保护试验区传统生产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在2009年调研后，我们形成了更为细致的调研报告——《客观评价生态保护成效 积极推进生态建设工程》，提出应加快编制“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综合规划、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尽快建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立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示范与推广工程等建议。

中央领导同志在调研报告上作出批示，由发改委牵头国务院14个部门共同研究委员的建议，并在制定政策时予以吸收。2010年，青海开始探索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三江源建立首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2012年，《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编制完成并呈报国家发改委；今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将全面完成。

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在那片地区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看到那里生态文明工程实施的初步成果，看到国家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采取的坚定举措，我知道，这番景象将在不远的未来得到实现。

（刘伊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