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王相伟

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以来，我认真研读了全会决定、权威解读等文章，结合教育文化处的工作实际，对于六中全会决定的背景、意义、内涵以及路径等问题有了初步认识。现将这些粗浅的认识向各位领导和同事汇报，敬请批评指正。

六中全会决定的全文共17000多字，内容涉及9个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等问题作了深入阐述和重要部署。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重大，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套用科学发展观的说法，六中全会决定的主题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主线是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准确全面理解六中全会和决定的精神，我将决定内容提炼为如下几个要点：即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根本路径在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难点在于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重点在于实现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如果要把这些要点凝炼成一句话，那就是：以人为本，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

按照目前较为普遍认同的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文化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不论文化被分为几种层次、几种类型，每一个社会学家都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并最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消费者的主体都是人民。同时，文化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等人类其他社会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没有固定的模型、公式、数据或其他量化指标，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化领域里，1+1未必等于2，它可以等于零，也可能等于无穷。只有认清并尊重文化内在的规律与特性，才能做好文化工作。什么是文化的规律，或者说怎么做才算是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充分尊重文化的主体地位，它不是经济或商业的附庸，而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最为重要的支撑；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就是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主人翁地位，他们不是工具或花瓶，而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就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选择。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沉迷于低俗的文化，但绝不代表主流。站在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选择永远是文化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按文化规律办文化的事，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政绩观，杜绝大轰大嗡，杜绝形象工程，切实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由此观之，政府部门在发展文化方面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制定科学公正的制度，让各种文化实体和个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舞台上充分展示创造性。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是环境提供商，而不是内容定制商，诚能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从制度层面根本性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尽快提出一个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特色和时代需要，并能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筹备今年以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协商会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向我透露，他领衔的课题组接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并提出若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供六中全会参考。他的课题组提出两个提法，一个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改革创新，自强互爱，振兴中华"；一个是"民主、科学、创新、和谐、强国"。最终六中全会并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定论，按李君如常委的理解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各方意见纷杂，难以统一。他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就已经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直至今日，也没有形成共识。但李君如常委向我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一定要以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与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第二点是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迟早的事，且越早越好。由此我就想，何不就此问题展开全民大讨论，让人民群众亲自参与选择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借此机会来集体反思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与道德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是下大力气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上个月20日，我受共青团中央邀请出席"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座谈会"并发言。通过准备发言并与与会同志交流，使我初步认识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现状及他们对于文化的需求。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2亿人，而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农民工的规模则达到1亿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年轻人，另一部分则是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出生在城市，并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据我了解的情况，实现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难点其实正是这一群体。因为城市占有绝大多数文化资源且物质基础雄厚，而农村则因为起点较低，用较少的投入即能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恰恰是这一群体，他们来自农村，生活在城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却无法企及城市同龄人拥有的生活，现实的强烈反差令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迷茫与困惑，甚至演变为不稳定因素。

而文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对增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尊严感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它不仅能够满足城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更能通过丰富这一群体的文化生活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对于这一问题，除了今年专题协商会上冯巩常委专门对此作过发言外，我们关注得较少。希望以后能够就此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关注，并最终促进问题的解决。

(作者：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