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震撼了谁？——《中国震撼》读书笔记兼读后感

 曲  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此为契机，专委九局党支部开展了各类丰富的学习纪念活动，并向大家推荐阅读一本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本书年初刊印不久就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作者张维为曾担任多位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曾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也许是作者独特的个人背景和研究经历，使本书不仅包含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学理阐释，还加入了大量的直观感受和比较分析，建构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新命题。

《中国震撼》仅249页，并非厚重艰涩的理论著作。恰恰相反，这本书更像是一本信息量巨大的“中国模式”研究入门教程，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概念、数据和资料，脉络清晰，语言生动，阅读中绝不会给读者杂乱无章的感觉。除引言、结语部分外，全书共有八章内容，在我看来，可进一步划分为三大主题：

主题一：怎样认识中国的发展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往城外开 2小时所看到的贫困。”——《中国震撼》，第12页。

毋庸置疑，近30余年中国取得了震撼世人的发展成就：从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当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众说纷纭，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转移，甚至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还预测，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

本书开篇第一章题为“不再误读自己”，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作者认为无论“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真正的经济规模要心中有数”。一方面，应当充分肯定我们在维持和平环境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纵观世界历史，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这与西方崛起的动荡与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新中国的发展更是在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一步一步进行现代化建设，并且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因此中国的成功和发展模式非同寻常，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具有特殊的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城乡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但也要客观认识这些问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发展中的必然衍生品，不能因此就否定已有的发展成就。其中，作者特别对当前国内采用的GDP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现有的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GDP的方式会低估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尽管有助于保持我国在GDP问题上的谦虚谨慎，但却不利于对真实实力的准确把握。为此，他建议可考虑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第三，作者最后提示中国人应既不因外界的乐观预测而得意忘形，又不因为当前的迅速发展而忘乎所以，提前在软、硬实力上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主题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摘自《中国震撼》，第59页。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本书的副标题，也是全书的重点理论建构，涉及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内容，占据了全书一半的篇幅。简要总结，有4个重点概念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1．“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

作者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包括了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该板块内的总体发展水平都达到甚或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环境指标、公民文化素质等仍有待提高，因此只能是“准发达”。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则具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并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圈和城市效应。当前，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

2．“民族国家”、“文明国家”和“文明型国家”

“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即为“现代国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中，转而提出了“文明形态的国家”，即“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专指概念，由此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然而作者在参考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当今中国已是将“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既有古老文明的特质，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进而，作者又建构了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简称“四超”、“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3．中国模式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上述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在作者看来，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简言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

4．中国理念

在作者看来，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随着金融海啸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以中国理念为代表的“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启。中国成功崛起背后有八个重要理念值得重视：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的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主题三：西方模式的困境

“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摘自《中国震撼》，第231页。

西方模式不只是应用于西方世界，书中所提及的印度、东欧、东亚三地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随着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发展而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选择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发展进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出现了因西方模式而产生的困境。

印度独立后在政治上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经济上先实行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和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后逐步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大力吸引外资。然而，若干年过去后，印度仍旧存有大片的贫民窟，仍保持着落后的种姓制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民主品质“散、软、短、泛、粹”，即有民主而无集中，政府无力整合不同利益诉求，国家一盘散沙；政府实施计划能力不足，法治进程效率低下；政府仅考虑短期问题，不为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谋划；党阀之争导致讨论问题泛政治化倾向严重，很难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为了扩大竞选票源，政客们往往宣扬民粹主义，引发宗教冲突和恐怖主义等不稳定因素。

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剧变产生了“两个激进”，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增多。现今，东欧经济竞争力仍普遍疲软，政治上虽有宪政的架子，但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批私自私立的政客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普遍失望。

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大都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之列，先后都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其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都遇到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事实上，东亚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更多地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因此，在民主建设上，应当结合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对于任何一个非西方世界国家都是发展道路上通行的惟一办法。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头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震撼了谁？最初，我认为这些年我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带给世界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曾经以为中国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暴、经济危机，甚至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中逐步衰退的那些消极论调，全部因有力的事实而不攻自破。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进一步理解了作者的写作初衷：中国的震撼来自于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维护自身国情特点、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明型国家”发展理念。这种在宏观上区别于既有西方模式传统的描述，以及带有神秘东方色彩且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使诸多西方人受到了“震撼”。其实，事实上连我们自己都并没有想到能够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不善谈“模式”、“结构”等等西方舶来词语的中国人，“中国模式”听起来既陌生又自豪，却也在这微妙而朴实的情感变化中被深深地“震撼”。当然，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更是触动了一些从学理上捕捉、阐述大国发展规律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之中有戴着西方意识形态有色镜而瞠目结舌却仍不断抛出所谓“中国拐点论”等危言，也有站在纯粹学术意义上解析中国文化传统及习俗制度所不同于西方的优劣态势，甚至在中国学者中也分为了不同的派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面对中国带来的震撼，无论外人如何评说，中国人自己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种震撼背后的无穷力量和效应呢？顺应这种震撼，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大国自信，不骄不躁，韬光养晦，继续保持难得的和平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大国自尊，不受外界无端干扰，无论是“捧杀论”还是“消极悲观论”，都只是一叶障目，要勇于直面现实中的难题和困难，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继续保持充沛旺盛的发展加速度。第三，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大国自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断反思自身文化优势和发展规律，寻找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继续保持团结创新的建设性视角。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将属于中国的震撼与辉煌继续下去——而处于新时代发展关键期的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呢？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创美好未来！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