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
2011-05-04
王春景（老干部局退休干部）
我年轻的时候，正值五、六十年代，也曾辉煌了一阵子。
高中毕业，正紧张地准备考大学时，学校党组织通知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在当时，这所学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院长兼政治委员是陈赓大将，它是解放军全军的最高军事科学技术学府，号称是我军的高级军事科学技术工程师的摇篮。这个学院对当时尚武时代的青年朋友，是十分想往的地方，我就在这个引以为光荣和骄傲的大学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间，我怀着要为祖国的军事科学技术事业建功立业的决心，发奋读书，努力锻炼自己，随时听候党的命令，为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去建立功勋。在我毕业留校工作的日子里，我无愧于党的教导，处处走在前面。在工作上我是先进工作者，在党内我是优秀党员，下连队当兵锻炼，我是“五好”战士，投弹、射击、刺杀均为优秀。在当时，真有点少年得志，自命不凡之感。
正当我奋发向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上下陷入了一个疯狂动荡的年代，我这个“红五类”、“接班人”变成了“黑五类”、“铁杆保皇派”、“资产阶级狗崽子”，到农村劳动改造，青春年华付之东流。待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即将进入不惑之年。重返国防科研技术队伍已成为不可能，年龄不允许，条件不允许，人类的科技发展速度之快的形势更不允许。面对这个现实，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痛下决心，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去向。形势变、条件变、工作性质和内容之变，都是客观现实，但是我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决心不能变，军事工程学院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作风：坚定不移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激情豪迈的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对我依然在起着引导和鞭策作用。经过认真思考，我选择了人民政协工作。这时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1982年了。正值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高歌猛进之时，我踏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机关大门，成为了一名人民政协工作人员。
从进政协大门到退休，屈指算来，有20多个年头，可以说我的整个工作的后半生都献给了党的人民政协事业了。在从事人民政协工作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人生的进一步成长、成熟、升华。从一个“门外汉”、“政协新兵”成长成了一个略知人民政协一二的老战士。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扪心自问，这二十多年来，我有失有得，相比之下，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得多。同时，我对失去的东西并不感到怎样的可惜和过多的遗憾。
人民政协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所全新的大学校，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想，既然进了这个门，而且是志愿进来的，就应当热爱她，把工作做好。正如前苏联时代的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工作就如同老婆，选上了她，就得爱她。但光有“爱”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且做得要出色。我是一个“新兵”，怎么办呢？遵照毛泽东主席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的教导，我以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如饥似渴地求知欲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拜几位老同志为师。这其中有张魁堂同志、徐亦安同志、张一道同志、林安娣大姐等。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使我很快地适应了人民政协的工作环境，初步掌握了一般的工作呈报程序，文字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具体要求。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我完成了我来政协的第一个大任务——撰写了《全国政协委员参观视察团赴葛洲坝参观视察报告》，最后成文后，几位老同志的评论是：“来政协时间不长，就能写出这样的视察报告，有观点，有建议，内容充实，不错！不错！”
在人民政协工作的日子里，令我最难忘的就是参加了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我的记忆里，这次围绕让政协委员“知情”、“出力”，落实政策的中心内容的部署，其规模之大，效果之明显在人民政协的历史上空前的。通过学习政策，参与具体实践，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政策，深深体会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是何等的重要。我从中真正悟出了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真实而深刻的含义。政策和策略之所以关系着党的生命，是因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过程和归宿。从具体工作的实践中，我切实感觉到这次落实政策，对于开创我党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起了关键作用。它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党与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加强了团结、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誉，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面推动和实施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起了重要作用。这次落实统战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人士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积极性，激发了广大侨胞、台胞、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全国上下出现了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决心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尽心尽力的热潮。在这次落实统战工作中，我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有的后来成了“忘年交”。
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在研究室、礼堂管理处、秘书局文书档案处、文印室、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做具体实际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临时被抽调搞机关办公自动化，推广计算机应用，更新办公设备等。历年大会期间，我曾在大会提案组、简报组、文件校印组、大会发言组、饭店联络组等做小组秘书、会议记录、审稿校对、编写审核会议简报等工作。我所从事的这些工作十分具体，有比较凌乱，工作起来，要头脑清醒，格外小心，不能出差错。即使如此的小心注意，也免不了出些漏洞、工作“撞车”等情况。为此也经常受批评、做检讨。虽然工作多年，但我始终不敢以十分合格的人民政协工作者自居。认真思想起来，我确实有不少不足的地方，与周围同志比较，特别是老一辈的同志，差距还很大。所以，每当我受到组织表扬时，我则有“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感，我从来认定，我不是“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英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一个简单的基本问题，我却说不大清，道不大明。如“人民政协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这个命题的真实含义和历史事实。在政协机关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搞清楚。确切严格地讲，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是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这次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四个重要决议，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之职权。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只是中央人民政府议事的机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不是一个概念，是两回事。195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针对一些糊涂思想指出：“从过去五年来说，作为代行权力机关只是第一届全体会议，几天会散了，权力已授给中央人民政府，所以代行职权的是全体会议，经常起作用的是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这是统一战线组织”。由此，我悟出了做好人民政协工作，需要十分认真的思考，严谨周密的工作态度，要力求甚解，绝对不能一知半解，否则要误大事，酿成大错。从这以后，我真正地懂得了什么叫“人民政协工作无小事”。
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从接近“不惑之年”，经过“知天命之年”到“耳顺之暮年”。我对自己负责任地讲，基本上满意。志愿到政协工作，我无怨无悔，二十多年来，我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我既没有碌碌无为，也没有虚度年华。尽管因为历史的局限，工作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异，环境之特殊，世态之炎凉，使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没有继续下去，中途换将；有的工作做的很有些成绩了，而自己却被调离。有的工作已经有了总体设计图，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又被以后的历史所证明，自己最初的工作思路和设想很对头，而且有比较完备的实施办法，如果继续搞下去，成绩更突出，效果更出色，但领导没有让自己干下去，而中途调离做别的工作。特别是有些事，我多次提醒有关领导，但领导和周边的一些同志就是听不进去，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结果出了大漏子，此时的领导同志不但不承担责任，而让自己去做检讨，心中多有些委屈和不痛快。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委屈和不痛快早已淡漠了，忘却了。在这里，我悟出一个道理，我自己的心胸还不够宽阔，可以任劳，任怨则差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教导说，共产党人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的人。按照这个条件，相比之下，我自己还需要加强修养，以德励志。记得曾有些好心的同志为我气不忿、鸣不平，说某些领导处事不公正。对于这些，我心里十分明白，我也知道他们指的是哪些事，我感谢这些好心的同志对我的关照。但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能让组织给你赔礼道歉。“共产党员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属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工作的调动，职务的升迁，这是组织上考虑的，是党的工作之需要，是发展和开拓党的人民政协事业所必须的，所以我至今不反悔，不指责，不抱屈。何况这些东西早已成为了历史，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历史的发展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谁是谁非已有公论。我深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承认历史，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更不可假设历史，那是非常危险和冒险的世情。
我怀念在人民政协工作的日日夜夜，我永远忘不了历年大会期间紧张的会议生活，忘不了专题研讨的辛苦和解决问题后的欢欣和喜悦，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已经作古的同志和战友，他们为党的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毕生的贡献。正是这一切，使我实实在在地认识和体会到了人民政协工作前程远大，大有可为。人民政协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人民政协事业努力工作是无上光荣的。
在这里，我把自己在政协工作时所遇到的一些事，一些想法，一些认识，写成文字，呈献给机关的青年同志作参考，如果对青年朋友们能有所帮助和启发，我就十分满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