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无知和偏执的抗争

 宋子方

通俗历史读物总体上是越写越肤浅的一类书。既然通俗，就要强调可读性。如今的人们是没有心情把阅读《全球通史》那样的大部头作为消遣的，这就逼得历史作家为了迎合现代读者快速消费的需求迅速站成两队,要么以情节传奇取胜，要么靠文字俏皮出彩。能在形式不学究的基础上做到内容不庸俗的作品之中，我想《宽容》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

《宽容》的作者房龙，荷裔美籍人士，20世纪初美国最大牌的通俗历史作家，没有之一。严格意义上讲，房龙是人文学者而非史学专家，虽然不能凭借学术专著立足讲坛，却使得他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串联和解读，这也是二三流通俗历史作家与他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房龙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历史中文明与自由的共生关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

说到《宽容》，首先要特别推出那篇不足三千字却单独成名的作者自序。这篇序言不是常见的奋斗史或者感谢信，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的人类生活在“无知谷”，听命于说话含糊不清的全能长老，遵从着艰涩而神秘的古老律法。总有一些好奇的年轻人想知道山那边的世界，他们不顾严刑峻法和路途艰险，虽然罕有成功。一个晚上，黑夜里爬回一个男子，声称山那边是不同于长老们口口相传的世界，大家应该去开拓自己新的生活。长老们很愤怒：这是对祖先智慧和权威的亵渎！于是先驱者被投石处死。然而流年不利，一场大旱使得山谷中的人们面临史无前例的饥荒。人们不顾长老的诅咒和古书的告诫，发动了暴乱。长老们被推到了一边，他们抱怨子孙忘恩负义，但是在最后一辆马车即将启程奔向未知世界时，他们拦住车夫，跳上了末班车。沿着先驱者留下的路标，人们找到了碧绿的草场和清澈的水源，大家面面相觑：“他是对的，长老们错了”，“他说的是真话，长老们撒了谎”，“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死了他”……先驱者的遗骸早已被豺狼拖进了巢穴，人们只能在先驱者走过道路的起点立起一块石碑，刻下他的名字。

与《动物庄园》如出一辙，这篇“无知谷寓言”抽去了具体时空背景，给读者以充分联想和反思的空间。为什么善者得不到善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好像北岛的不朽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换句话说，先驱者需要眼光和学识，更需要热情和勇气。我猜测，房龙不会奢望读者都拿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他要用书中即将提到的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挑战权威的前辈先烈鼓舞我们这些普通人。

《宽容》正文共三十章，主题或是著名人物，如伊拉斯谟、蒙田、斯宾诺莎、路易十四；或是“英雄团体”，如“希腊人”、再洗礼派、百科全书派；或是重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各章以时间为序，但内容上并不以标题为限，基本呈现给我们一部以宽容和专制之间斗争为基本线索的西方文明史。房龙的野心非常明显：他不满足于摘取几个历史的碎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重述文明发展的完整历程，意图证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都是宽容与专制的东西风之争。房龙坚定地认为：宽容从来就是一件奢侈品，只属于智慧而且自信的人们；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是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体现。在房龙看来，宽容不是我们通常可能认为的个人器量或者修养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延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从如此高度认识和评价宽容，这应该就是房龙在书中最为重要的贡献。

能够用三百余页的篇幅论述如此宏大的议题，得益于作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犀利流畅的文风笔法和对历史素材的深入发掘。仔细品评，几句简单的旁白往往就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振奋人心的感召力，亲切易懂又不失深刻，着实难能可贵。特别是读到房龙在最后一章里的总结和告诫，那种感觉用醍醐灌顶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宽容》是如此凝练优美，我无意做任何进一步的转述和加工以免弄巧成拙。这里只集中讨论两个相关而流行的问题：

一、对不宽容者是否应该宽容。向不宽容者施以不宽容，无异将自己也堕落于“不宽容”的行列。历史上新教反对天主教、雅各宾派反对路易王朝，结果都是以反专制之名实现自己的专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深究起来，宽容与不宽容的概念都可以细分到思想和行为两个层次。如果不宽容仅仅是在思想上主张某种权威，那还属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范畴；如果不宽容出现在行为上，就必须予以制止和纠正。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国古罗马能够保持相当长期的和平稳定，也有赖于社会成员共同遵守“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该看到，宽容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这个前提假设非常之强。为了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即使是行为的不宽容，也要在认定时足够慎重。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借鉴普通法陪审制的思想基础，依靠人们普遍的良知和价值观来判断（verdict），避免杂糅过多个人的、主观的因素，防止“不宽容”成为不宽容者可以恣意妄为的标签和武器。正如房龙所说：“宽容就像自由。只凭祈求得不到它，只有永远的关注和警觉才能保有它。”

二、对错误观点是否应该宽容。“无知谷寓言”告诉我们的：宽容内在地包含着允许不同观点的前提。从自身，要有打破陈规、探索未知的勇气；对他人，要有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态度。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及可知论的当下，提出这个问题未免有点匪夷所思。认识的深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具体真理是相对的、可变的、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所谓“正确”和“错误”的事物本来就有交叉和转化，而人类认识也必然是在不同观点相互竞争中才能得到发展。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牛顿等人）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自然科学尚且难有绝对定论，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了。看一看历史上就流派纷繁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即使当今美国95%以上的大学经济学系都统一在新古典主义旗下，仍然有那么几个新凯恩斯主义堡垒可以茁壮地成长，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对主流经济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和贡献。

虽然《宽容》主要着眼于西方文明史，但是它的观点也完全能在东方世界得到佐证。春秋战国能够出现诸子群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巅峰，无疑是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天下四分五裂，诸侯并立一世，但是谁也没有专横的资本。像孔老夫子游说列国向仁，对各国内政指手画脚，最多也不过是被种种白眼嘲讽磨练一下人格意志，不会遭受牢狱之灾，更不至于被肉体消灭。类似的例子还可以考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反面例证嘛，看看秦皇汉武就好了。

改革开放初期《宽容》首次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曾经对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经典永远不老。其实即使是现在，我们仍能从中获得不少启迪和鼓励。

P.S.十年前，彼时自负的小小宋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第一次读到《<宽容>序言》和它的作者房龙的时候，茫然之余深感羞愧不安。如今，房龙生于荷兰却在美国用英语著书成名的经历常常会令我掩卷之余想起英文玩得和中文一样炫的林语堂，真是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