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无知和偏执的斗争

宋子方

今天市面上的通俗历史读物有明显幼齿化、故事化的倾向，原因倒也好理解：浅显易懂、好读耐看乃是通俗历史读物安身立命之本。现在的人们不会有闲情逸致把阅读《全球通史》那样的大部头作为消遣，这就逼迫通俗历史作家为迎合读者快速消费的需求偏好,要么以情节传奇取胜，要么靠文字俏皮出彩。然而通俗历史读物毕竟不能停留在《故事会》的水平，可读性是必备特点，思想性是更高要求。把今人作品与1925年首版的《宽容》相比，大都赢在包装却输掉了内涵。

《宽容》的作者房龙，荷裔美籍人士。房龙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教授历史。严谨艰深的学术研究显然不太合他的胃口，数年后他辞去教职，开始涉足通俗历史写作，很快出版了以《人类的故事》为代表的一批畅销作品，成为20世纪初美国最大牌的通俗历史作家而没有之一。所以严格来说，房龙的身份是人文学者而非史学专家，但这也使得他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串联和解读。在《宽容》这本书中，作者把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直截了当归结于对各种"异端邪说"是否宽容，初看上去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通读全书又使人不得不信服。

说到《宽容》，无法忽视那篇不足三千字却独已成名的作者自序。这篇序言不是奋斗史或者感谢信，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从前的人类生活在"无知谷"，唯部族长老和祖传律法之命是从，但总有一些好奇的年轻人想知道山外边的世界。这天晚上，黑夜里爬回一个男子，声称亲眼见到不同于长老们口口相传的世界，大家应该去开拓新的生活。长老们很愤怒：这是对祖先智慧和权威的亵渎！于是他被投石处死。然而流年不利，随后的一场大旱使得山谷里出现史无前例的饥荒，人们不顾长老的告诫和诅咒发动了暴乱。沿着先驱者留下的路标，人们找到了碧绿的草场和清澈的水源，大家面面相觑："他是对的，长老们错了"，"他说的是真话，长老们撒了谎"，"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死了他"，但此时先驱者早已尸骨全无。

与《动物庄园》如出一辙，这篇"无知谷寓言"抽去了具体时空背景，给读者以充分联想和反思的空间。为什么善者得不到善报、先驱总是"先去"？这是一个吊诡而又现实的问题。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恰好可以与此互为印证。敢为人先不仅需要眼光和学识，更需要热情和勇气。我猜测，房龙不会奢望读者都拿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他要用书中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挑战权威的前辈先烈鼓舞我们这些普通人：即使没有勇气做出头鸟，起码不要成为无知和偏执的帮凶。

《宽容》正文共三十章，主题或是著名人物，如伊拉斯谟、蒙田、斯宾诺莎、路易十四；或是英雄集体，如希腊人、再洗礼派、百科全书派；或是重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各章以时间为序，但内容上并不以标题为限，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以宽容和专制之间斗争为基本线索的西方文明史。房龙的野心非常明显：他不满足于摘取几个历史的碎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重述完整的文明发展历程，意图证实人类历史中文明与自由的共生关系。房龙坚定地认为：宽容从来就是一件奢侈品，只属于智慧而且自信的人们；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是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体现。在房龙看来，宽容不是我们通常可能认为的个人器量或者修养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延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从如此高度认识和评价宽容，应该就是房龙在这本书中最为突出的贡献。

能够在三百余页的篇幅游刃有余地论述如此宏大的议题，得益于作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犀利流畅的文风笔法和对历史素材的深入发掘。仔细品评，几句简单的旁白往往就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振奋人心的感召力，亲切易懂又不失深刻，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读到房龙在最后一章里的总结和告诫，既阐明人们没有理由在专制之下要求宽容，又指出人类战胜自身恐惧的日子终将到来，那种感觉用柳暗花明、醍醐灌顶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

这里还要提及两个相关而流行的问题：

一、对不宽容者是否应该宽容。向不宽容者施以不宽容，无异将自己也堕落于"不宽容"的行列。历史上新教反对天主教、雅各宾派反对路易王朝，结果都走上以反专制之名实现自己专制的道路，似乎成为一个怪圈。那么，我们要实现怎么样的宽容，又应如何实现宽容呢？窃以为，宽容与不宽容的概念都可以细分为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如果不宽容仅仅是在思想上主张某种权威，那还属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范畴；如果不宽容体现行为上，就必须制止和惩戒。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国古罗马能够保持相当长期的和平稳定，也有赖于社会成员共同遵守"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该看到，宽容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这个很强的前提。为了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即使是行为的不宽容，也要在认定时保持慎重。一个可能的途径是依靠人们普遍的良知和价值观来判断(verdict)，避免杂糅过多个人的、主观的因素，防止"不宽容"成为不宽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标签和武器。正如房龙所说："宽容就像自由。只凭祈求得不到它，只有永远的关注和警觉才能保有它。"

二、对错误观点是否应该宽容。对于坚持唯物辩证法及可知论的人们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匪夷所思的。认识的深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具体真理是相对的、可变的、不稳定的。顾准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所谓"正确"和"错误"本来就有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和转化，而人类认识也必然是在不同观点相互竞争中才能得到发展。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牛顿等人)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想想也是，罗马教廷当初禁止哥白尼学说的时候不也是自以为真理在握吗？自然科学尚且难有绝对定论，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了(社会科学是否有资格自称"科学"的问题暂且不提)。从宏观角度来看，任何一次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创新都伴随着先进意识形态从无到有、从异端到主流、从少数主张到广泛接受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发展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科学问题并不简单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权威"之类的原则，否则就无异于固步自封、自取灭亡。

虽然《宽容》主要着眼于西方文明，但是它的观点也完全能在东方世界得到佐证。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出现诸子群起、百家争鸣的后世无法企及的文化巅峰，无疑是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天下四分五裂，诸侯并立一世，但是谁也没有横着走的资本。像孔老夫子游说列国向仁，对各国内政指手画脚，最多也不过是被种种白眼嘲讽磨练一下人生意志，还不至遭受牢狱之灾，更不会被肉体消灭。类似的还有贾谊之于汉文帝、魏征之于唐太宗等等，反面例证看看秦皇汉武就好了。

改革开放初期《宽容》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曾经对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九十年代末《<宽容>序言》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也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在西方《宽容》本来是面向青少年的普及读物，在中国却成为人文主义的启蒙教材。书中有些表述和观点或可商榷，但总体仍是瑕不掩瑜。经典永远不老。其实即使是今天，我们仍能从中获得启迪和鼓励。

(作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