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生意义的无尽探索

——英格玛·伯格曼之《野草莓》

刘宗艳

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2007年7月)，是瑞典国宝级编导，20世纪电影大师之一。上世纪50年代登上影坛，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影坛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创作过50多部作品，其中《处女泉》《杯中黑影》《芬妮与亚历山大》先后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七封印》《女人的期待》《野草莓》等则让他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各大电影节上屡有斩获。

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丰富的视觉意象、闪回和极端特写等方式，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心灵深处的憧憧幽影，挖掘人性的本真以及崇高的精神，伯格曼做到极致，常常给世人以悠久的启迪。

围绕人的孤独与痛苦、上帝与人的关系、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电影大师伯格曼开辟了电影表现的新领域，为电影语言刷新做出重要贡献，他是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拍摄的《野草莓》，可以领略到伯格曼有别于其他导演所采用的拍摄手法：片头的梦境在影片中不停地穿插；回忆与现实相互纠缠，难辩真假。

影片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七十八岁的伊萨克教授，一生行将走到终点。行医五十年后，伊萨克教授将接受荣誉授勋。临行前夜，他梦见自己被棺木中的另一个伊萨克紧紧抓住。醒来后焦虑不安，他决定驾车去首府，顺路探访故居，寻找内心起伏不定的答案。一路上，他与儿媳玛丽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伊萨克教授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一生进行反思。最终，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伯格曼以一种宗教死亡审判的方式让伊萨克教授在生命的末尾惊醒：他抚摩着自己走过的岁月唏嘘不已，面对现世的荣耀，曾经的执著，已然不再有任何的激动。

影片开头是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伊萨克教授在街头迷路，街上空无一人，到处是残损景象。挂钟没有指针，钟下两个眼镜的图案，有一个被砸碎了；冷色的墙砖，迷宫似的岔路。伊萨克教授转身后看见，一个僵硬的尸体，面目全非，站在路旁。黑色的马车运着一口棺材经过，马车撞坏了路灯，车轮脱落、散架。一只轮子的马车继续前行，棺材掉了下来。伊萨克教授走近一看，棺木里的人正是他自己。那人突然睁眼醒来，紧紧地拖住他的手。一死一活相会，暗示了伊萨克教授的存活如同行尸走肉，心理死亡的阴影正追赶着生命的残余。而酿就死亡阴影的正是对待家人朋友的冷酷、自私与漠视。生命的活力消失殆尽，如一潭死水。伯格曼将心理对立的两部份化解为对象之外一生一死两个人。以死对生的逼切，让活人触动、惊醒、挣扎，直到转变为最后的忏悔。

梦里有一个坏了的钟，而在伊萨克教授看望母亲时，也出现了一个损坏的钟，一虚一实，触目惊心。钟的不正常缺损，正是象征着人生的缺憾、不完整。没有指针，钟轴仍然可以转，但是已经没有了方向和目的。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钟，是与时间隔离的钟，是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钟。梦里的钟，突然在现实中出现，让伊萨克教授感到震惊。钟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物，那是童年的玩具钟表，在成长过程中曾相伴左右，却因年龄的增长而遗忘。此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医学实验者，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钟的印象是隐性存在的。但是由于冷酷无情、自私又过于自我的情结，形成压力--生活疲累，生命没有活力，折断了生命时钟的指针。伯格曼用破损钟的形象，恰到好处地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用到片中的细微之处，为影片增色不少。

在空间造型处理上，伯格曼亦打破时空界限，将现实与过去融汇一体，形成多维空间。比如，伊萨克教授来到野草莓生长的地方，在一棵苹果树旁坐下。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年轻时的恋人莎拉，又目睹他的兄弟如何追求莎拉。姑母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伊萨克在哪里？"，在兄弟回答的同时，伊萨克教授慢慢走进了那所房子。接着，他目睹了餐厅中发生的一切，看着莎拉从餐厅出来，与他擦肩而过，伏在楼梯哭泣。当想起莎拉说他的好话时，伊萨克教授在一边欣然地笑了。往昔与现世，出现在同一组镜头之中，没有任何技巧上的过渡与划分。坐在弥漫草莓芬芳与青春气息的草地上，睹物思人而人事终已随波而逝，迟暮老人内心的无奈与悔恨，了无痕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个场景是途中下雨，玛丽安驾驶着车，伊萨克教授在一边渐入梦境。林子里，年轻的莎拉拿镜子照着年老的伊萨克，两个时空面对面的对话。接着，莎拉走进屋子，伊萨克也尾随过去，他透过玻璃窗，又看到莎拉和他兄弟在一起。他过去敲门，这时光线起了变化，夜景转为白天，开门的却是另一个人。他跟着这个名叫阿尔曼的教授进入房间。这是考场，伊萨克被判为"无能"。在逐渐疏远了亲情之后，伊萨克教授的医学成就被无情否认，他曾经奋力追逐、自以为高尚的生活，毫无存在的意义。伯格曼通过对伊萨克教授的彻底否定，再一次对人生的意义提出最原始的质疑：到底人是为什么而存在于世界，即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始于噩梦，结束于温馨。在受衔仪式上，伊萨克教授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启迪。当晚，他与儿子、儿媳和解，随后在安卧中再次进入幻梦，又回到年轻时代，找到了父母。伊萨克教授一天以及一生的经历表现，对导演伯格曼来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心理历程。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莎拉。父亲埃里克是一名牧师，对他的管教极为严苛，这使他的童年生活弥漫着大多数儿童不曾有过的孤独和压抑。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影片的最后，伊萨克在梦中与父母和解，也表现出伯格曼本人的内心渴望："在《野草莓》的最后，莎拉挽起伊萨克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在另一侧，他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向他招手。故事中有一条线出现多重形式：缺陷、贫乏、空虚和不获宽恕。不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不知道在整部《野草莓》中，我一直在向双亲哀求：看看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

伯格曼曾这样说："我认为一旦艺术和信仰分离，它就失去了根本的创作动力。"他用胶片探求自己无法解释的宗教问题和人生的哲学命题，苦苦思索，终其一生。《野草莓》表现了对人生依恋，对死亡恐惧，以及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复杂心理，从而进一步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我们追求奋斗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表面的浮华喧闹，是否能够掩盖内心的孤独与彷徨？当尘埃落定，即将寿终正寝时，能否安然平和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而没有悔恨。或许只有在夜深人静、在卸去伪装半梦半醒之间，才有勇气，面对心灵深处的诘问。

(作者：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理论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