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飞虎”报国

彭嘉衡

2005-09-01
 
 
 

  我能够成为飞虎队队员参加对日作战,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14岁那年,我从印尼回国,在家乡广东兴宁一中读书,当初是为了学习中华文化,毕业后返回印尼。只是局势的变化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那时,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又把魔掌伸向华北,妄图灭亡中国。卢沟桥的枪声发出了中国军民愤怒的吼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校停了课,热血青年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那年我16岁,决心报考军校,抗日救国。
  我报考了黄埔军校14期,未被录取,就和三位高年级的同学到广州,准备取道武汉去延安上抗大。日机天天轰炸,粤汉铁路不通车,延安没去成。恰巧广东无线电学校改编成第四集团交通兵团招生,我被录取。一个月后,广州沦陷,我们迁到韶关训练。黄埔军校17期到韶关招生,这次我如愿以偿,被编入华侨总队学习。毕业时,中央航校来军校招考留美飞行员。我们有10名同学被录取,在国内经初级班培训选拔后赴美国。
  那时候去美国,不像现在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到达,而是取道印度,从孟买乘船经南非的好望角、英国的利物浦再驶往美国,航线迂回曲折,还有严格的灯火管制。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才到达纽约港,再搭乘横贯东西的火车到亚利桑那州接受高级飞行培训和作战训练。
  训练要求很严格也很艰苦。但是,想到祖国同胞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苦难,心急如焚,只盼着早日学成回国参加驱逐日寇的战斗,再苦再难也不怕!尽管培训各个阶段的淘汰率很高,我都一一顺利通过了。航校第15期飞行学员,入学时为381人,初级班毕业选赴美国深造的为212人,高级班毕业仅153人,我是其中一员,我们大多学成回国后参加对日作战,其中为国捐躯者53人。
  1944年秋,我学成归来,到重庆空军总部报到,被分配到中美联合航空大队。这个队原本是美国民间组织,后来被称为“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编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下属中美混合大队。大队长、队长、飞行员都由中美两国人员对半组成。
  众所周知,战场上的制空权是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一度被日军所控制。为了争夺制空权,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记得我被分配到第17中队时,就听说分队长林耀牺牲了,他是当年初级培训班的教官;过了几天,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他是越南归侨。有一次,飞虎队执行任务归来,一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因在战斗中中弹,摇摇晃晃地紧急迫降,着陆后机身起火,飞机停住了,螺旋桨还在转动。飞行员被活活烧死,人烧焦了,面目全非,但坐着的姿势仍紧握着驾驶盘。
  为了打败日寇,飞虎队队员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也记不清死过多少回了。1945年春,穷途末路的日军对芷江机场不断发动袭击,企图摧毁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空军基地。我的任务是每天驾驶“野马”战斗机,侦察、驱逐和打击日机,保卫机场安全。有一次,我奉命驾驶二号僚机,轰炸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敌舰。江面上,日军大小船只和军舰在日机的掩护下徐徐西进,我的飞机躲过敌机向敌舰俯冲,投下重约500磅的炸弹。与此同时,日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向“野马”齐射,着陆后,战友们把我从驾驶舱抬出来,看到“野马”的机尾竟被日军打了20多个弹孔……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不怕流血牺牲,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迎来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在欢庆胜利之后,内战的阴云遮盖了蓝天,我不愿意去打自己的同胞,以华侨身份申请推移,回到印尼与亲人团聚。新中国成立后,我于1950年9月回到祖国,为我国的民航事业服务。
  现在,我已近耄耋之年,亲眼看到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祖国日益繁荣富强,感到十分欣慰和幸福。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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