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发展方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当代中国艺术如何在国际化背景下更好开展文化交流。张晓凌刚才谈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影响很小，没有什么地位。虽然有个别的艺术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根据我自己在国外考察的经验，感觉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并不了解，包括专业圈子里面都不是太了解，最多知道有个蔡国强。

    通过参加一些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国外大的国际性展览，他的策划人是有政治意识形态考虑的，不是纯粹从艺术考虑。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参加国际展览是受他们的制约。我觉得中国艺术家在参加国际的艺术展览，要受国外策展人的制约，某种程度上是受意识形态制约。很多西方比较推崇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形成一种导向，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样的作品能卖出高价，这样的作品能参加威尼斯展览，很多青年艺术家自然跟风了。

    在2002年初，参加孟加拉国达卡双年展，当时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孟加拉国那么穷，居然搞了十届双年展，他们国家的总理亲自参加开幕式和颁奖仪式，这是他们文化战略的考虑，回国之后和文联开座谈会我提出，是不是我们搞一个北京双年展，当时刘大为特别感兴趣，正好李岚清副总理快退休的时候经过很多周折批下来了，从2003年到现在一直参加北京双年展策划活动，从这个角度谈一谈我们在对外国际文化交流当中如何掌握话语权问题。

    我觉得我们和东西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要是平等的对话和双向的交流，以前很多年来，实际上是单向交流，西方输入中国的东西很多，无论是他们输入还是我们主动引进西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还是输入很多。我们主动送出，主动宣传做得很少，不光是美术，整个的文化艺术出版，除了演出多一点，演出也没有像我们宣传这样轰动，但是没有进入它的文化主流，而且美术也确实是这样，晓凌刚才说得非常对，没有文化代言人或者是西方公认的中国当代美术成就的大家或者是一个流派。

    与其这样我们等待西方人来选择，不如我们自己办国际性展览，推出我们自己的艺术家，我们来选择西方艺术家。虽然北京双年展刚刚办了三届还很不成熟，但是它的文化战略考虑还是可取的，至少搭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主动地推出中国当代艺术家，推出中国当代艺术，主动选择西方艺术家。

    头两届，当时没有特别好的外国作家，选了德国新表现和意大利超前卫艺术家，虽然是过时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一般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到了第三届这些过时的东西没有了，而现在西方的文化，我觉得处于平稳发展甚至是一个低谷，西方文化并不是你想象这么发达，没有大流派，也没有大师，没有特别好的代表人物，这次选择的比较一般，实际上还是反映当代的艺术现状。

    在中国美术界，要建立独立的评价体系，我们现在的美术理论经过30年发展，虽然没有参加广州的艺术理论会议，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经过很多努力，引进了很多现代和当代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自己的独立当代艺术评价体系，我们很多的批评家，一方面在不断吸收，在马克斯主义的美学主义基础之上，不断吸收西方现代的东西，同时又不断地借鉴中国古代的画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想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评价中国当代艺术，也取得很多成绩，还没有真正完全建立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评价体系。

   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当代艺术评价体系，包括国际上走红的蔡国强、徐冰，我们对于他的评价还是停留在绘画和雕塑、版画这个角度，作为装置他有什么特点？我们不知道。如果把整个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建立中国独立的评价标准，还需要我们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发现我们在座的理论家还好，都是做学问的，相对有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很盲目，他们好像是跟风西方有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对于西方的东西根本没有研究也不想了解，只是在网上看一些东西，这是西方最实行的东西就开始模仿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精神内涵，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模仿，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独立的、针对性很强的中国当代艺术评价体系，包括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评价，我们对于西方的装置艺术、西方的新媒体我们有中国自己的一套完整标准，我们怎么来评价它？这样可以让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减少盲目性。

    再有，要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晓凌刚才提议建立一个基金会。我们觉得对外宣传的力度不够，我们国内举办的大型展览，包括文联举办的“同一个世界——中国画家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这样的展览太少。刚才说到，北京双年展，中国请外国艺术家来，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展示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状态，我们还应该主动大量的持续不断组织高档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到国外，这应该是大投资、大策划、大运作，这样才能在国际上多少有一些影响，没有这个展览，如果咱们的展览像演出一样，我想，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可能要把杂技还要大一些，我们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精英艺术，像明明这样的画家，真正好的艺术能够推到国际舞台上去，让国外的观众理解当代中国最好的艺术是什么，不仅仅是谷文达、蔡国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