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有一个愿望，一方面我们大家公认，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发展到20世纪初，较前30年状况是不可比的，总的趋势来讲，符合发展规律是好的。艺术上的多元化、艺术创作的丰富多彩、艺术创作环境的宽松、以及艺术品整体的提升，还有中国艺术家队伍也发展到前所未有，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来在一个时段当中，中国画家挂号不挂号，做这个职业的人可能比一个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全世界如果比从事艺术创作职业，尤其以画家的行业来讲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中国在盛世当中才会有。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尤其是近百年来。过去，从盛唐到宋朝，中国曾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近百年中国一度没落，到今天我们复兴起来的时候。我出生在40年代，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有两千年生产力的跨越。我在农村出生，我看了二牛抬杠的古老方式，点煤油灯生活环境，到今天，又坐在电脑面前，可以在三十万分之一秒这样的时数中，了解世界发生的状况，我们这一代人体会特别深，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向现在感受这样的一种强大。

    我们从一种自卑、自惭，到最后发奋图强，到现在有一种自信和自豪，现在中国人到国外，感觉处处会怎么样。如果规范中国游客到外会怎么样，应该放谦卑一些，尊重一点，不要大声嚷嚷，放开眼睛在旅游过程中是不是还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做一点这些工作了。突然发展起来了，我们艺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商品社会上一样，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假冒的东西太多。我们在艺术发展初期，出于学习阶段。我们有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不是坏事，我们的民族在文化上有很大的综合能力和包容能力，中国文化走了五千年不衰，而把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遗产渐渐同化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当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实在的说，中国人不是排外的民族，中国人在整个五千年发展历程当中，就像长江、黄河一路走来，不断吸纳周围各种支流的水脉，最后形成一种汪洋之势，灌入到东海这样一个文化气象，这一点今天回头看，尤其是近30年的文化发展，总体来讲是乐观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到了今天我还特别注意到，孙为民的发言当中，“有一些现象发展到了后期。”如果开始我们看不明白，我们还缺乏鉴定性，还以为这些东西正在生长中，有一些积极面，现在顺着时光流逝，有一些东西发展到今天，我们渐渐可以看清它大体的面貌。当别人说还是“皇帝新衣”的时候，我们朦朦胧胧还没有看清楚，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确实没有穿什么东西，还在那儿大言不耻说自己身上穿着什么什么。

    刚才为民讲的这个内容，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开会当中提出一些想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立场，30年我们还看不清楚吗？真的能看清楚了，这30年我们中国尤其是绘画艺术道路上，我们走得是很快的，把欧洲500年间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几乎所有艺术流派包括艺术观念上的东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艺术界大体都演练一遍、结义一遍，这里面也有和本土文化结合产生新的东西，这些很大丰富了我们民族文化和艺术发展应该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些急于求成，那种盲目的模仿，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当别人拿出一张抽象绘画在国内变成创新了，其实这个抽象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们到了7、80年代抽象绘画出现的时候，好像是创新，后现代主义、政治波谱、达达主义、超写实绘画……每一个流派几乎都在前30年，在我们领土上演练了。这个演练的过程，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地，说好或不好，这里面同样存在，有一些认真吸取的过程中，渐渐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眼光，他对于价值的判断不一样。

    应该说，促成今天艺术上的繁荣，我觉得大的趋势来说是好的，正如我们现在盖的楼一样，这楼里面住的人的问题，就要从精神文化层面进一步要求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提出艺术界的画家，包括评论界有一些迷惑，有一些隐忧，这些隐忧到了今天再不说出来，这些迷惑接着发展下去，尤其是我们面临不是一个国际化而是一个世界化，国际化还有一个际，国际化的今天是一个国无际的文化平台，国家没有疆界了，文化可以在这样十几平方寸上面展示，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在文化现象面前已经世界化、全球化，全球化里面有两点需要我们来看待，这个全球化是伴随改革开放，一个是走出去，我们带着取经的态度，还有随着发展过程，我们被请出去，这里面慢慢发现文学很大。过去的“走出去”，有一种感觉自己不足，我们现在的走出去，不是到非洲、拉丁美洲，我们谈国际化，我们在谈所谓现代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文化人心中很大的成分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接受被西化的过程，我们走出去是希望了解西方，倾向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回来因人而异，我们政府力度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几年推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力度有多少，和我们在其他领域当中，我们推出去的，相比较在文化层面我们工作是不是够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化部在十几年前找壁画系临摹一批丝绸之路的绘画，说现在使馆、文化处摆的作品都是木雕、刺绣、瓷器，就是送给文化部和外交部的国际礼品，这些礼品摆在我们的大使馆和对外的文化窗口，外国人认识中国艺术很长时间，认为中国就是小玩意的工艺产品，好不容易介绍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突然想到中国古代的壁画，对敦煌有兴趣，让我们临摹敦煌壁画。从那件事情得出一些想法，我后来去过一些国家，也在我们使馆确实发现，国外使馆在中国摆的中国艺术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出去的，布置使馆前后厅的东西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水平，原因在哪里？以前也要得来，比如李苦禅、李可染的作品，国家请吃一顿饭就能要来一大堆画，这些画也不是没有地，大概被钓鱼台作为收藏品，但是对外我们看不到画家的原作。

    以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推出外国的杂技，文化部一搞对外演出就是中国杂技，遇到中国艺术搞双年展，第一次在意大利，我们出去的人回来特别感叹，中国政府组织的还不如国外的人给陈逸飞一个人办展览规模的几分之一，举全国之力在那儿搞一个双年展，中国政府文化部出面组织策划，在国内还是让我们一些教夫们选择了一批画家，到那儿依然有一种相形见绌，这说明一个力度，要不就别参加，就跟中国整个文化背景，和中国当时的国立都不相同，这一个投入问题。

    我们前面说中国“走出去”，“走出去”对自己要塑造什么形象，缺乏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家的问题上，到底拿什么东西给人家，现在我们有孔子学院，我觉得很好。比如说现在把故宫博物院的东西，上次在纽约大都会有一个“盛唐”展览，看到外国人排队的时候，我说，现在这个方向对了。

    那一批东西，我在国内不能同时看到，是在若干博物馆调集起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对的。但也有应国外的评论和国外的某些政客，或者是由政客所引导的国外某些收藏家，用他们口袋的钱购买我们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个来导向我们当前的创作，我觉得又使我们不能不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这个时候世信老师提出，政府这方面如果有一些处在边缘不好界定，你要吃死人孩子，还是在身上打针、输血，这类已经是和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一种声音，那太可悲了。

    有的情况借着政治波普，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性的问题，还有把已故领导人，主要矛头是毛身上。我们是在毛泽东时代生存和生活一代人，我们对于那一段历史是有一分为二的判断。现在有一批艺术家进入毛泽东时代，就是用毛泽东的形象在玩，妖魔化、淫乱化，这种市场不在国内，我就不信，一个煤矿的老板买一个毛在那儿搂着人，搞一些很荒诞的事情，把这个画放在公司的某一个地方，不敢，这个东西多半是对外国游客和收藏家。人家买的目前就是买一个方向，国内这些人我真看不出艺术创新的勇气，不是勇气，这是一种无聊，如果这些人在文革的时候，表现对毛在政治上的不满，没有这样的。现在有恃无恐，“有恃”于我这一类的作品在国外能找到收藏家，“无恐”当代中国政府对此毫无干预能力，对我的作品毫无批判能力。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忧虑当中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谈到忧虑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恶俗、很低级的，艺术上是粗制滥造，意识形态上是一种无聊，绝非是胆量，绝非是勇气，是撒泼，偶尔有一次到一个场合里，把毛的形象用数以千计的铜进行翻制，丑化前辈，一屋子一屋子全是这个，这些艺术家以这个换钱，没有国格了。

     借这个会，一个是前面讲，艺术家对自身的的一种要求，这么讲，现在站在20世纪世界化的环境中，我们艺术家应该清醒意识到，我们有五千年辉煌文化背景，应该充满自信，但是站在五千年文化背景前面，我们又应该是有世界眼光，有现代意识，有继往开来创新勇气的中国艺术家，这是我们自身想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政府、主流媒体，包括民间有实力的艺术群体和文化产业机构，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更有力地推助于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发展，从积极层面上，推出那些更富有我们中国文化精神，这个精神一方面在五千年文化是向前推进具有现代面貌的，在跟世界横向比较的时候我们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的艺术形式和内涵应该还是本着真、善、美的基本美学理念，成为他判断的基本标准。你批判也好，反思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一个真、一个善、一个美基本因素去实现，而不是其他。这是对政府、对我们国家能够主导我们自身文化发展方向，应该做出什么样努力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可能比不上个人行为，让美术馆一次收藏十张画，每一张都五百万，是有点拿不出来，其实我们的作者也不太和这些拍卖会上的人较劲，如果美术馆给我一般的价格，超出我一般的投入，包括时间和材料上，甚至比起外面十分之一都不如的时候，我还是乐意给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