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几位先生谈到，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立场看待问题，这是很关键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和传统观念，作为画画的或者是作为一个教师，引导年轻人如何认识当前复杂的问题，这是比较重要的。

    这些年从中国画自身的语言和创作规律来讲研究比较多，尤其对中国画有一些问题，一个是70、80年代研究中国画的工具，用毛笔和材料表现的关系，很快转入到笔墨结构。我觉得从前面来说，接受了以前潘先生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画核心问题还是语言问题，对用水问题的探索，牵扯到笔墨在表现过程当中的千变万化，实际上综合起来看就是笔墨结构问题，中国人特别重视一笔，这和中国武术功夫是一样的，也可以叫“中国功夫”，这一笔包含所有的内涵，技术性、技巧的、客观的、主观的、文化的特性，起码这五个方面，都必须提出，才能称之为艺术，否则就是工匠。强调中国的功夫，这在世界上其他绘画还不能跟它相比，因为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这一点来讲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绘画，在世界亮相就要有它的特点，拿出一看就是中国的。我觉得还是有多种因素以外，还是中国画笔墨。再高深的思想和修养，再强的性格必须通过具体的笔墨表现，实际上是一笔的质量和笔墨结构，我们分析历代的绘画，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作品，通过什么理解？还是通过笔墨结构。

    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画核心问题，不管是从教学还是从对传统的研究，甚至对于客观事物的感受，转化到创作，看到客观的东西，如果不转化为笔墨结构，是无法表现的，即使表现也不是中国化的。不是说，可以这样认识，可以那样认识。因为中国绘画就要有中国绘画特点，除了这个特点就没有这样的特点，它有审美的价值，那是绘画，那是美术或者是艺术，但是中国画，必须强调这一点，就是它的笔墨结构，因此笔墨结构包含了中国画的精神包括写意精神，包括哲学思考，所以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创作，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发展，笔墨结构的发展从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发展，典型就是蒋兆和先生的作品，他和过去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受了素描的影响比较多，但是我曾经说过，以前我觉得蒋兆和先生的人物画就比较中国化，我现在感觉，他是在中国绘画的基础上，而且往前推进了一步，比如说李可染先生的山水，他吸收了西方的东西，他基本观念、审美还是重要的。近现代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黄宾虹。在这方面对于中国画发展，对于中国绘画历史做了极大贡献。这些年来，现在还在认识和研究当中，写过一点东西，因为这个认识也是比较缓慢，文字能力比较差，今后还要继续研究。

    这个问题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认识、研究的方法，包括对于中国画的欣赏，还可以通过笔墨形式、笔墨结构这样的内涵，进入中国画的境界，进入中国画的领域，这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些年的创作和教学上也围绕一些问题，比如说画荷花，历代的荷花都不同，个人的笔墨表现都不同，八大的荷花点法不一样，吴昌硕也变了，齐白石变了，潘天寿这儿也变，笔墨形式、结构和中国画整个布局之间的关系，不是说具体的一个画一个鸟，是整个画面整体上的把握，黑白关系从各种对比关系，都是笔墨结构做决定的，和围棋是一样的，这里面是整体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功夫也是比较大的。

    刚才郭怡孮先生讲，我们要把中国笔墨特征要张扬、放大，让人家理解中国的语言结构是什么，文字结构是什么，中国的诗词有格律、有平仄，我们要放大让外国人理解。郭怡孮讲了叶浅予的点、线的效果，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要加以具体的分析，对于中国画研究是很重要的门径，是一个方式，从教学来讲，我们尽可能能给学生贯彻这样的东西，无论是书法或者是其他的，都能够统一、贯穿起来，更加需要我们做具体、深入研究，这样的问题碰到很多，对于传统观念，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刚才谈到对于传统认识的发展，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把精彩和糟粕颠倒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标准是什么？一种思潮下都在变化，这对于当前传统的东西需要冷静地进行挖掘，需要深入研究，能够有一个明确的传承和时代结合，如何创造，同时还需要有一种捍卫精神，比如说黄宾虹、李可染先生，他们尽管革新和创新精神都很强，创造了独特的特点，但是他们又捍卫了中国画艺术，他们民族观念和意识非常强。通过他们的理论和教学思想表现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