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纵横

我被四次开除党籍

严寄洲

　　我是1938年在延安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屈指算来迄今已经有65年党龄了。我曾经莫名其妙地被四次开除党籍。说起来不免可悲！可叹！可怪！可笑！回忆我的一生，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教育和帮助。可是我遇到的却是一杠子打死，不！是狠狠地四杠子。幸亏我这个人乐观想得开，工作时照样兢兢业业，从不悲观懈怠。
　　今天，我撰写此小文，不是发泄不满，更不是算老账，而是希望那些喜欢靠整整别人以抬高自己，藐视别人政治生命，耍弄权术的布尔塞维克先生们有所自责。
　　

一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成了孤岛，当时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学徒），由于厂址地处虹口日占区，印刷所停业，我也随之失业了。我毅然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国民救亡团”，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翌年，地下党动员我们一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我们乔装成被疏散去内地的难民离开了上海，经过20余天的长途跋涉，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参了军、入了党。不久又响应组织号召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先在抗大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当演员，继而调到八路军一二○师贺龙师长亲自领导的战斗剧社担任戏剧教员。1940年，国民党挑起对解放区的进攻，贺龙师长奉命挥师返回晋西北，我们剧社也随军回到山西。在此后几年中我的工作可谓一帆风顺，谁知一场大灾祸正悄悄临头。
　　1942年，延安与各个根据地一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号召全党全军干部向组织“坦白交待”参加革命前曾参加“国民党CC”、“复兴社”、“三青团”、“日本特务”、“托派”及“被俘叛变”的经历，耸人听闻地宣称：目前特务社会化，从南京到北京路上，随便抓一个人都可能是特务。连“童子军”（类似儿童团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了。还说“八路军三个师，要整出一个师的特务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不知所措。我来自十里洋场的上海，成分又是破落地主（其实我的成分是“城市贫民”），自然难逃劫难。
　　下面是“抢救”我时的一段滑天下之大稽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到延安来？”
　　我答：“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问：“你在上海吃什么饭？”
　　我答：“大米饭。”
　　问：“你在延安吃什么饭？”
　　我答：“小米饭。”
　　问：“大米饭好吃，还是小米饭好吃？”
　　我答：“大米好吃。”
　　问：“那你为什么大米不吃，千里迢迢跑到延安来吃小米呀？”
　　这可笑的问话真叫人啼笑皆非，实在幼稚得可怜，可是在当时确是严肃的疑点呀！就这样我成了被派进延安来的“日本特务”。
　　当时被揪出来的“暗藏敌人”多如牛毛，领导上也没有公开宣布开除出党，但实际上已经名入另册，再也没过组织生活了。我所在的战斗剧社，除了一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之外几乎全都是被“抢救”出来的，所以人称我们是“特务团”。恢复工作后，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仍和往常一样生活、排练、演出。虱子多了不痒，反正大家多有“问题”，也就不以为怪了。可是我的内心中总觉得有个疙瘩，戴着一顶“日特”帽子咋说也不是味。于是我有一天到锄奸部长的窑洞里，郑重地声明：“李部长！我不是上海派进来的特务，请求组织上审查。”这位李部长此时一改整风运动时那种不可一世的蛮横态度，很平和地答应我复查。谈话后我一直等呀，等呀，大概等了10个月，剧社文指导员才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查清楚了，组织上已经做了结论，希望你安心工作。”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销毁黑材料时，才发现在我的档案袋里还装着“整风”运动中“政治嫌疑”的黑材料，我真是伤心透了。不过，也幸亏这次清理材料，要不然我可能到死都要背上黑锅。
　　这是我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二

　　1947年冬，边区开展了一个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由于我的出身在整风时已由“城市贫民”改成了“破落地主”，加上我工作中的缺点，曾经数次和剧社领导吵过嘴，就成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组织上便决定开除党籍以“纯洁组织”。一下子我又懵了，心想参军入党9年，
　　在上海时我和父亲都是靠微薄薪金（我每月12元）维持生活的小职工，“八·一三”沪战后我失业了，父亲靠贩卖咸鱼勉强糊口，我决定去延安前，母亲典当了所有值钱的衣服凑了4块银元作为盘缠，怎么今天划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呢？我感到委屈。可是我往何处申诉呢？从此我以一个非党布尔塞维克的身份，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地工作。
　　几个月之后，战斗剧社奉命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当即渡过黄河到达陕北前线。一天，我们为“野司”和“野政”演出，我一下看到甘泗淇主任在台下看戏，甘主任是我1939年调战斗剧社时就认识的老领导，我好像一下子见到了亲人，等一散场我就追上甘主任，委屈地说：“甘主任，你知道吗？三查中我被开除党籍了！”甘主任一见我还是那种笑容可掬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胸有成竹地说：“错了！搞错了！没事，好好工作不要闹情绪。”果然三天之后，党支部通知我恢复组织关系，过党的生活。
　　这是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
　　

三

　　1958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的所谓“反党”决议，八一厂传达这个决议后，我们导演组的党小组立即召开会议，让每个人对刚才的传达表态。我本着一个党员对党忠诚坦白的精神，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说：“过去，我在一野和彭老总有所接触，那时候我敬佩彭总能打仗，他生活朴素，军裤上还打着补钉，骑的马上吊着一只旧脸盆，我非常尊敬他。今天传达庐山会议决议，我真想不到他反党……。”我的这段话都是肺腑之言，今天看来没有一点差错。可是在当时那还了得，是明目张胆地美化彭德怀，是为他树碑立传，是为他鸣冤叫屈，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人反驳我，可是过了几天，我突然在厂部门口看到一张布告，内容是对我的处分决定：经总政党委批准，严寄洲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撤销导演职务，下放连队当兵改造。啊呀！这一棍子打下来，我又懵了，怎么啦？我咋错了？错在哪儿？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重的处分呀？布告贴在墙上，痛在我的心上，我有冤可向谁去申诉呀！我只能忍受着这莫名其妙的沉重打击，默默地咽下这口苦水，被“发配”到青海唐古拉山高原平叛部队当兵改造，那地方海拔3000多米，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经常头痛难忍。气温常在零下30度以下，就这个地方我一呆就呆了8个多月。8个月后奉调返厂，一位政工干部对我说：“你的处分撤销了，不写入档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先休息几天检查检查身体。”
　　这就是我第三次被开除党籍。
　　

四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我又是首当其冲，被揪出来批斗、关押、拷打、劳改，戴上了“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三名三高人物”、“黑线干将”、“漏网大右派”等帽子，党籍也被开除了。
　　以上所述，是我一生中四次被开除党籍的厄运。其实和我同遭劫难者大有人在，而且不少同志比我要严重得多，悲惨得多。
　　但愿这种“极左”行为，不要再在党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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