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无为县无城镇挂职锻炼的第二天,就被抽调到王福新村征地拆迁工作组,自此开始了大半年的征地拆迁。
一
征地拆迁工作组隶属于无城城南新城建设指挥部,由县直单位、镇、村抽调的人员组成,一般一个工作组负责一个行政村。我所在的王福征拆组是2009年的先进工作组,组长由县法院的一名副院长担任,成员分别来自县档案局、镇法庭、镇财政所以及村委会。年龄最大的是王福村党总支书记,年过花甲,德高望重,工作兢兢业业,深受群众拥戴,曾因脑溢血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城南片区的征拆工作始于09年8月,因为有奖励政策,多数住户已于09年底前搬走,我参与的是扫尾工作,面对的多是不支持的群众。对此,组长的思路是以情感人,稳步推进。我记得有位瘦高的老先生,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毛衣,我们一来,他就跳上自家门前小河里的扁舟。一支长桨划下去,碧空虽未尽,孤帆影已远。虽感无奈,但组长总是笑眯眯的。后来还是一位不怎么爱笑的群众,在签完协议后,说组长真诚的笑容真让人不忍拒绝。的确,在以老人、妇女、小孩为主体的农村,群众工作有其特殊之处。笑容、耐心、倾听,能够化解抵触情绪,拉近距离,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二
5月底,县里出台新政策,调高征地补偿标准,即土地涨价,同时加大补偿款在村集体留存的比例,发展集体经济。镇里随即组织考察学习,我们和村委会领导、村民代表一起去巢湖市居巢区亚父街道办,听讲他们的集体经济如何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那边的干部群众现身说法,讲得很振奋。回来的路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讨论方案。中午镇政府在县里设宴,继续交流考察成果,统一思想认识,气氛十分热烈。
端午前夕,气候骤变,群体上访,始料未及。起因居然
就是土地涨价,已经拿到钱的,要求按新标准补偿差价;还没有签协议的,要求按原标准,减少集体留存,把钱发到个人手上。我开始见识什么叫上访。我曾在指挥部“邂逅”镇里三位老上访户之一,那时到工作组没几天,并不知道她的这一特殊身份,只是听她如泣如诉地讲述1949年前后的所谓非法征用民居之事,我用力地在脑中记下每一个细节,恨不得自己也掉几滴眼泪。叙述结束后,她很快跳出其中,对我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被征地群众一般选择结伴上访。我们八点上班,他们通常七点多就到了。二三十个人,把指挥部本来就不宽敞的楼道围得水泄不通。镇里有领导常年在此办公,偶尔还有县领导亲临指导,所以群众遇到事情还是很愿意跑指挥部的。领导一般会很热情地把大家请到会议室喝茶,问明来意,表明态度,他们一般就会答应先回去。但可能上午回去,下午又来,或者天天来,像上班一样。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适应了熙熙攘攘的楼道。
端午假期结束后,在县政府门口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体上访。虽然组长事先打电话说过,但赶到现场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这次就不只是围的概念了,有点堵的意思。可走近了就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多数群众表现得很放松。有的是蹬三轮车来的,车停在县政府门口,四个人坐在后斗上“炒地皮”,去跟其中一人说话,他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随便敷衍两句,头都懒得抬。多数群众不能说出在此聚集的原因,只说有人通知几点到这里就来了,甚至还有一些过路的群众驻足围观。工作组入户做工作时认识的群众,稍加劝说,扭头便回。其实多数群众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这就叫群体性事件。群众的善良与淳朴,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被少数蓄意制造事端的人所利用。
征地拆迁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很容易引发矛盾甚至是激烈冲突。一旦矛盾和冲突形成,处理起来就得端着十二分的谨慎。处理不当,可能会给人一种“只有闹事,才能推动问题解决”的感觉,群体性事件就会成为群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的一种经常性方式。以后的工作就会陷入被动,双方都筋疲力尽。
三
“钉子户”是公众热议、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中,我亲身经历了面对“钉子户”的窘境。大多数群众已签订协议并搬走,村庄里的农田和房屋越来越少,废墟越来越多,剩下极少数群众拒不签字,摆出“保卫土地、对抗到底”的架势,就成了所谓钉子户。姚庄自然村就有这么一位,曾在北京打工,见过一些世面,坚决抵制征地拆迁,自称“东方出了毛泽东,姚庄出了姚﹡﹡”,与我们僵持数月。他们有时漫天要价,有时闭口不谈条件,我们很难做工作。如果高价补偿,就是鼓励这种方式,以后群众会争相效仿;如果不作让步,地就征不了,前功尽弃,且有失公平。
为避免人为制造钉子户,我们后来定了“一户不签,一村不迁”(与签一户就搬一户拆一户相区别)的原则,配套政策还有“一个村签字群众如果达不到80%,就放弃这个村的拆迁”。将一个村征地拆迁的主导权交给群众,他就会认真权衡利害得失,作出理性选择,而不是一味抵触。是做80%还是20%,进城住楼房还是继续做农民,群众会自觉搜集信息,在较短时间内吃透政策精神,负责任地作出选择。
这种做法与指令性的征地拆迁有本质的不同。“拆得动就拆,拆不动就跑”,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看似松散,效果却出奇的好。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上,只有个别村选择放弃,大多数群众能够自发地统一认识,与党和政府的规划保持一致。
四
一纸用地规划,把千千万万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原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如今因为征地拆迁,要和国家、和政府打交道,难免惴惴不安。一方面渴望公平,多方比较,“不患寡而患不均”,生怕自己的待遇比别人低;另一方面思前想后,对离土离乡开始新生活既心怀憧憬又犹豫不定,想尽可能多的得一些物质实惠,以此来下定决心。
传统的做法是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属于群众不请、我们自来,“供给”和“需求”往往对接不准。反过来,我们敞开大门,邀请群众来开会、来发言、来发泄,现场解开疙瘩、打消疑虑,效果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体现了尊重、信任、理解,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体现了团结、文明、和谐。开会作为一种消除分歧、统一认识的有效方式,用在此处,事半功倍。
不必说会上大家有话就说、直抒胸臆的热烈氛围,也不必说群众大会只协商不表决、不放弃一位群众的做法,单是出席大会的领导阵容(一般是镇党委书记亲自主持,县直相关部门领导出席),就足以让群众感到受重视、受尊重,感到亲切与温暖。
除了群众大会,我们还邀请群众出席一些其他活动。2010年11月8日,征地拆迁取得突破性进展,镇里隆重举行12项重点工程开工仪式。地点就在指挥部对面的空地上,虽然简陋,但县四套班子领导全部到齐。主席台下有镇机关方阵,也有被征地拆迁群众方阵,那位姚姓群众就在其中。还安排了群众代表发言,场地有限,很多乡亲在远处瞭望,他们或许和我们一样的感慨。
原来征地拆迁,也能达成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