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事关全局
今年大会,委员们最为关注的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并积极建言献策。庞延斌委员说,要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来解决三农问题,采取合作、组合等多种方式走现代农业的道路;鼓励企业家承包土地搞产业化经营;在农村成立待业指导机构,摆脱依靠政府发展农业的局面。但也有委员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化经营,最终要受市场购买力制约,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国家应积极支持建立健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游德馨委员说,有关部门应在贯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加强对组织产供销一条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一种合作组织的研究与实施。
厉有为委员建议把去年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他说,目前农村土地大量被占用,应真正把土地分给农民。林逸委员提议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王德衍委员说,在考核农村干部政绩时,应把是否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作为硬指标。刘是龙委员也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减轻负担作为工作的检验标准。他还认为乡村干部应当提高文化素质。
国有企业要脱困更要脱险
现在,国企脱困的目标虽已实现,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委员们就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黄舜委员认为,国企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出资人不到位,产权管理结构不健全。他建议选一两个中等城市试点,把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结合起来进行,总结经验,稳步推广。方嘉民委员说,应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特别要抓好董事会、监事会建设。陈清泰委员指出,政府如果对国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要求。要想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企业所有者必须到位。政府必须帮助企业做到明确所有者,并为国企创造参与公平竞争的条件。张成伦委员说,国企是脱困不脱险,有的职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不能按时足额领取,事实上一部分国企还未完全走出困境。他希望国家对辽宁老工业基地一如既往地给予关照。潘连生委员呼吁,应对曾经作出贡献的国企老工人妥善安置。徐柏龄委员希望对老企业尤其是一些“三线”企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
政府职能要转变政风建设要加强
姚守拙委员说,世贸组织的23个协议,大部分和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有关。为此,他建议把应对入世对政府的要求和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尤其要注意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俞晓松委员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体制的最大问题是地区的分割,我们欢迎外国人来,但对邻省、邻县、邻公司视为对手,我们国外的许多公司,都是被自己人打败的。吴建国委员建议,政府还要继续精简机构,把可以交给社会团体办的事情分离出来,更不要把民间团体办成准政府。
杨拯美委员说,要坚决制止说假话、报假数字和搞形象工程。还要坚决转变政府机关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孙毓敏委员指出,目前奢糜之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比较严重。部分领导干部热衷于政绩工程,只做表面文章,结果上行下效,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慢慢丧失。刘敏如委员特别希望作风转变年切实解决“文山会海”问题。陈开枝委员提出,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首先,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考察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其次,考察干部需注意防止几个倾向:文凭绝对化;过分强调年轻化,忽视“老中青”结合好传统;带着框框去考察干部等。第三,在政府中要注意发挥党派干部的作用,做到一视同仁,有职有权。陈大白委员提醒说,高校已成为腐败的新灾区,要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界的反腐倡廉,加强监督。沈虎雏委员说,诚信与政风有内在的联系,弄虚作假与权利相结合危害更大。加强政风建设也要大力提倡诚信。目前弄虚作假之风严重,很重要的是作假者付出的成本太低,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西部大开发要防止重复建设
马文骏委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国家应对西部的总体资源情况有清楚的了解,切莫进行浪费资源、财力和人力的重复建设;二是加大科技、教育投入,使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具有后劲。刘敏如委员提出,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是项长期工程,需认真、持续地开展。要防止为追求短期效益而盲目上项目,确保主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李雅芳说,基础设施建设过分超前对发展中国家是弊大于利。西部一些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在白日行车高峰期仍然路可罗雀就是典型。保育钧委员提议,西部十二个地区不能各自为政,要统筹安排、科学规划。
赵华委员说,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应动员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到西部工作。徐宗俊提醒说,领导干部到西部来锻炼,但不要作为提拔的台阶。傅继德委员建议在西南、西北地区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加强金融支持力度。汤中立委员说,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要有水资源。他想热情推荐“引渤海之水向西”的方案。沙之沅委员提出,还应该加大民族工作的力度,制定特殊政策,缩小民族地区的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