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访谈人以“一”害过我我以“一”害过人

　　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家里，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是对社会多样性最为敏感的人之一。
　　早在1984年，他就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样少》，引起轩然大波；1987年他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性问题”，再次引起学界震动。在刚刚走出高度一致性、统一性时代、还未彻底摆脱高度一致性、统一性思想桎梏的当时，邓伟志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说：“‘一’很害人。我受过‘一’的毒害，也宣传过‘一’毒害过别人。”邓伟志说，任何事物，都有个一和多的关系，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才是丰富多彩的统一。如果只有一，是单调的。多样性，既包括生产方式，也包括生活方式，还包括多种所有制形式。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各国去，一定是从一到多，在苏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也是这样，它也有新凯恩斯主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派都是这样，从一到多，每一个流派又会产生好多小支派。靠一句话、一本书、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社会结构要合理一定要有多样性。邓伟志说，比如一个人，光脚大好看吗？光眼睛大也不漂亮，头太大也不漂亮。要匀称。社会也是这样，各种多样性要合理发展。
　　邓伟志说，菱形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最富的少，最穷的也少，中间层最大，社会就稳定、和谐。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社会由于两极分化，呈现出哑铃形。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当前政府除了要继续完善经济政策、市场规则外，要高度重视解决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变革导致社会深刻变革时，政府如何进行政策选择？邓伟志认为，要“经济与社会齐飞、物质与精神同步”。他说，我们的五年计划，由以前的“经济计划”改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可是从来都是经济重、社会轻。我们的各级领导，谈经济头头是道，谈社会囫囵吞枣，造成了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包括很多人失业，也包括我们的财政支出，只有30％多一点投到社会事业，70％投资于经济事业。现在一般国家的政府社会事业方面的投资在政府投资中都在40、50％以上。
　　他说，当前一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不知道政府本来的职能是什么，喜欢微观管理不喜欢宏观管理，喜欢行政审批不喜欢放权于社会，喜欢直接管理不喜欢间接管理，喜欢行政管理不喜欢法制管理。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要从痛改这些观念、做法、体制中寻找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