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吏治

　　数字警钟
　　吴修平委员统计了最近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感到“发人深省”：
　　1999年的报告说，全年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起；2000年的报告中这一数字是38382起；2001年的报告中这一数字又上升为45113起。3年里立案侦察的涉嫌贪污贿赂的干部，县处级———1999年为1714人，2000年为2061人，2001年为2680人；厅局级———1999年为103，2000年为136人，2001年为184人；省部级———1999年3人，2000年3人，2001年报告中出现了以前没有用过的“省部级以上”的用语，而且猛增为7人。
　　吴修平委员说，当前国家建设正进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阶段，尤应注意工程腐败问题。现在老百姓中有“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说法。据今年2月一媒体报道：“京沈高速公路宝坻段建设中，37公里路段放倒37名干部”。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数字。
　　吴修平委员指出，这样的数字证明，根治腐败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理念前沿
　　瞿世镜委员有一个从现实中得来的小故事：一位朋友，由做党务工作调任科研机构担任领导职务。问他履新之后有何感受，答：还是老单位爽快，一切由我作主。新单位真奇怪，不论什么事都要大家商量商量。我是领导，当然由我说了算。有啥好商量的？”
　　瞿世镜委员说，家长制、一言堂是农业时代管理文化特征，凭个人经验决断的管理方式是当时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必须有专业化分工，分层决策、分层指挥，而且严格规范化、制度化，这是由人治转向法治的过程。电脑及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指挥平台和管理体系，基层人员和最高决策层可以在网上对话，相互沟通，领导层可随时获悉来自基层的创新建议，基层亦可迅速理解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要求管理层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民主法制意识、规则制度意识，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这三种管理文化，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的运作特征。我国的工业化尚未最后完成，信息化已经及时启动。各级管理干部必须与时俱进，调整管理观念，改进管理方式。
　　建言新语
　　村级干部是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骨干，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加强系统培训。
　　许多委员认为，整合培训资源，创新培训基地，规范培训内容，实行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十分重要，特别是拓宽农村职业教育学校的功能，对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村级干部是实现“双赢”的好事。刘运来委员说，应把现有的农村职业中学的功能扩大，使其再承担对村级干部在政治、文化、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培训任务，并要求只有培训合格者才能上岗；同时在办学模式和领导体制上也需要作相应变动，培训经费可采取上级财政、乡、镇和学员各承担一点的办法来筹措。这样，既可改变目前许多“职校”的教学资源闲置或改作它用的现状，又能解决广大农村村级干部因缺乏师资、设备而培训无法长期、经常开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