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影响科教兴国战略，委员们认为———从体制上解决学术腐败刻不容缓

　　日前，在此间开会的张燕瑾委员对记者说：“看书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我是一个笨人，思维不是很敏捷，我感到做学问很累，真正出一点成果决不是容易的事。”张委员的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几乎一夜之间就能“著书等身”的“学者”。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他认为有责任代表“笨人”说说话，他说，如果我们的某些规定起到了间接怂恿那些不经过努力，也能得到同通过艰辛努力才换回收获的人同等、甚至更好的待遇，那么这个规定就需要改进了。学术腐败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它必须从体制上找原因。”
　　一位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因行政事务繁忙而无暇读书，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他照样会有“学术成果”，那成果就是做别人成果的“主编”，实际上是“主而不编”。其中奥妙大家都明白———他是出书经费的主宰！张燕瑾委员说，此类事情在今天已不是新闻。学术一经与权力挂钩，就可能沦为“交易”之物。
　　一位著名学者，近年行踪如同走马灯，原来他被“借用”了。有的大学或科研单位为评上硕士点或博士点，不惜重金，借用知名学者半年或一年，本单位的“点”评上后再“送回”，借学者评上“点”的单位，学术水平当然没有改变，而“被借”的学者，在穿梭于各地的过程中，学术也荒芜了。据张委员说，这种“借”是被有关规定默许的。
　　是什么使一些学者们这样地急功近利？他们一年所出的书，可能是他们的前辈一生出书的总和？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重复地出现？委员认为，在高校或科研机构，没有职称就没有课题费、没有职称就没有住房、没有职称就没有一切。而职称、导师……的评定采用的是“量化”手段，“量化”一旦不同真正的水平结合起来，就会失去其公正性，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泛滥起来。
　　“‘量化’的学术不是很可笑吗？美学专家杨春时委员说：“假如我们同意在相同长短的两篇文章中，学术含量有可能是天壤之别的话。”
　　“我甚至相信，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够不够当教授，只要拿出三千个字就说明问题了”红学家蔡义江委员说。
　　学术腐败将影响到伟大的科教兴国战略的有力实施，所以“学术腐败要根除，学术体制要改进；科研人才的流动要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学术中要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以学术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教授不能实行终身制，学校自行评聘教授；最重要的是学术成就不能量化。从体制上解决学术腐败刻不容缓。”谈到这个问题的委员都不约而同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