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现代化从“父母官”到“公仆”

　　树立政府新形象：从被敲掉的公章说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依法行政的观念已经逐步确立，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的改革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而去年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为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入世后，政府转变职能越发变得紧迫起来，因为世贸组织的23个协议、492页纸，只有两个条款提到企业，其他都是规范政府的行为。
　　而各级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要求。
　　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作为政府权力和资源控制中心内容的审批制度上，各地纷纷进行改革：从今年3月1日起，上海市中止执行以《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的11项行政审批事项；去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宣布取消五大类投资项目审批；山东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去年9月开始，对全区23个部门和单位的行政审批事项逐一审核，截至今年一月，共取消审批事项87项，合并135项，变更39项，保留299项，减掉的比例占整个审批事项的一半；北京市在2000年曾首先从已有审批事项的合理、合法性上开始大规模的清理、精减，一次性就削减行政审批事项41.7％……被敲掉的不仅是公章，还有大权在握的官僚形象。
　　而保留的公章，也要方便快捷、规规矩矩地盖。针对群众反映最大的审批事项时间长、手续繁琐问题，北京市从改革审批方式入手，规范程序、公开时限。去年北京市18个区县普遍建立起“一站式办公”大厅，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环境、劳保等十几个政府部门聚集一堂，相互沟通，协调服务，要办事只需在大厅转一圈，手续基本能够办齐，不用再东奔西跑，搞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对于像投资、建设这样需要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多次审批的事项，北京市采取“一家承办、转告相关、互联审批、限时完成”的办法，由一个牵头主办部门统一受理，其它相关部门参与意见会同审批，最后统一答复。目前北京市的投资项目办理中心、企业登记注册中心、建设项目办理中心和中关村综合服务中心等正相继投入运作。
　　另一个被关注的例子，是价格听证会。
　　2002年伊始，一张进入国家计委组织的铁路价格听证会的请柬，成了各大媒体记者努力争取的对象。同期的各类媒体上，相关的报道之多，也可以用上这么一个词———连篇累牍。“价格听证会”俨然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虽然随着事件的进展，人们对操作中程序上的不完善等提出了很多不满，但这种决策之前先听证的方式，显示了政府部门对决策透明、科学的追求，而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媒体的关注造成的强大舆论，必然极大地推动这种追求。
　　电子政府：不仅是e化的政府
　　今年，跟政府机关打交道的人，可以期望享受到更多的方便。
　　从今年开始，我国将从政府上网迈向电子政务。我国将实施的主要电子政务项目有：建立领导个性服务系统；建立高速数据通信平台；实现全国公文无纸化传输（带电子红头印章）；中国城市环境信息系统；国务院防减灾系统（包括GIS和DSS）；国务院西部大开发系统（包括GIS和DSS）；跨部门跨平台办公自动化、分布式交互政务典型应用系统等。
　　1999年1月22日，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联合四十多家部委（办、局）信息主管部门在京共同举办“政府上网工程启动大会”，倡议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通过“政府上网工程”的全面实施，揭开了1999年“政府上网年”的第一幕，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2200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站，推出了各种网上办公业务，这些机构的网上业务对促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如2001年12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宣布，该行网上银行交易突破六千亿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正实施以宽带网为基础的网络互联平台建设，政府网上应用将获得高速、海量的信息疏通与转接，从而构筑电子政务信息高速公路。政府上网工程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电子政府服务”：在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可公开信息资源共享和动态更新，提供政府网上便民服务应用项目，推动从“父母官”到“公仆”进程。
　　从更深层次讲，“电子政府”因其将信息面向社会、企业、公众发布，使政府的服务工作网络化，有利于提高工作透明度；有利于勤政、廉政建设，树立一个以人为本、有亲和力的政府形象。另外，电子政务对于更好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共享、提高社会资源的运作效率等方面也不无裨益。
　　但电子政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用高科技手段重新包装传统政府，它必须建立在政府内部职能改革、转变，行政流程明晰化、简单化的基础上。没有这些支持，电子政务也只能变成空谈。
　　“父母官”：将成为历史词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用“五个转变”来描述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将发生的变化：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同时，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
　　而所有这些变化，对老百姓来说，也许可以总结成这么一句话：“父母官”真要成为“人民公仆”了。以往什么都管、一个人说了算、不愿意接受监督的家长，将被要求转变为一个尽职尽责、公开透明的公共生活服务者。“父母官”会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吗？也许不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以后将更多地以历史的面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