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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GDP翻了三番多，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目前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内的农民至少有1亿，绝对贫困的大约有2000万左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去年达3.2∶1，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这是一个“槛”，这是我们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门”。
1000美元。彼时，多么令人向往，此时，激动中又含有一丝忧虑。何以如此呢？不是怀疑数字的水分，而是因为———平均数代表不了大多数，大多数人低于这个平均数。
农民多农民穷
政协委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国有9亿多农民，去年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人民币。虽然多与穷并不能简单划等号，但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应该是一个农民占到75％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据统计，中国目前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近年来他们的收入不增反降。这些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内的农民，保守地估计也有1亿，绝对贫困的大约有2000万左右。
农民收入的增长不仅远远低于GDP的增长，而且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为4.3％，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9％，城乡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96年2.72∶1，2003年为3.2∶1。这还只是货币收入差距，“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在全球是高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作为学者，林毅夫是严谨的，而作为委员，林毅夫却是含蓄的。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布的，经过数年跟踪所作出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的结论倒非常直截了当：“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增加农民收入，并不是个简单的收入问题，也不是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安全运行和社会的繁荣稳定，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基本正义。”全国政协委员蔡玲直言不讳。
增加农民收入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三农”问题当前又主要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今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增加收入”为题目，在中共中央文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从今年开始，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从今年开始取消除烟叶外的特产税；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1500亿元来支农，这就意味着9亿农民每人至少得到166元的实惠……，全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措施。
农民兄弟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我们暂且不说。只说这166元，虽然不起眼，但平均到每一个农民身上，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也是一个最大的人心。
减少农民数量实现角色转换
政协委员认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当务之急
“要想农民好，只有农民少”，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对记者说：“我国耕地不算少，但人均却很少，人平不到1.5亩。农业必须靠规模化经营，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林毅夫委员认为“只有调整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最终才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我国在推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相互封闭自我循环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严重地妨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郭国庆教授说。
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2002年，农民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为438.2元，务工收入增加对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1.8％。
“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而只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就业机会。”林毅夫说。
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要改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这是委员们最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是城镇中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又是大量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着重解决好拖欠工资、劳动环境差和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全国政协委员熊大方说。
“还有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大批农民工是举家进城就业和居住，子女就学问题就不能回避了。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问题上又受到歧视，就只能世世代代是农民。如果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付出的代价更大，”从事多年教育实践的蔡玲委员说。
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重点抓好农民工外出前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一点尤为重要。古人讲重道不重器，现在要改变这种观点，要有一技之长，做技术型的打工者。”郭国庆委员如是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据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农业部日前启动了全国乡镇企业蓝色证书培训工程。将对乡镇企业在职人员开展岗前及在岗培训，对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根据规划，到2008年，将培训乡镇企业新职工1000万人次，培训乡镇企业在岗职工1.3亿人次。
多予少取反哺农业
政协委员提出，国家财政支农力度还要加大，支持中央政府5年内取消农业税，乡统筹的收取也要合理合法。
委员们认为，现在是到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布，去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各方面的资金是1200多亿元，今年将达到1500亿元以上，增长近300亿元。
新增长的资金主要用于四个方面：第一，用在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第二，增加在生态建设上，特别是像森林、水利等方面；第三，增加在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卫生和对于青年农民的培训；第四，增加在农村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的扶贫工作方面。
委员们对新一届政府宣布从今年起5年内要取消农业税普遍表示赞同。其理由是，农业属于弱质产业、高无效成本产业，理应在财政上予以普遍扶持，而取消农业税便是最普遍、最实惠的扶持。一些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希望政府取消农业税的力度能够再大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杨崇春说，“农业税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太慢。能不能争取二至三年，在本届政府任期中，取消农业税？”杨委员的理由是“在我国税收构成中，农业税仅占2％左右，比例很小。实际上很多富裕的省份已经取消农业税，不如中央多拿点钱进行转移支付，早日取消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
除此之外，委员们认为还要全面取消税收性质的“乡统筹”。因为它比农业税还洪水猛兽。农业税一年才300亿，乡统筹高达4000亿元。乡级政府的一切经费，均应由国家财政支付。这样也有利于乡政府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至于农村集体经济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只要不转变为“乡统筹”，其性质就与农民对国家的负担无关；其具体项目、金额等等就应当在国家指导下，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体制保障
政协委员建议：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尤为重要
改革是农村发展的动力。委员们表示，要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要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要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积极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
“农业税有了眉目。我还想说，要让农民问题真正解决，还要少占耕地。”连续三年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杨志福教授还心有不甘，“我去农村调查时发现，现在可让农民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有一个省的一所大学要建一个占地180平方公里的大学城，这几乎是4个农村乡镇的土地面积，我无法说服当地政府不要审批这样的用地，但我想呼吁：尽快停止非法占地，给农民留下一个生活依靠！”
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已连续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主产区、纯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是全国农民增收问题的重点。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聂振邦委员说。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
从今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国家将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调整产业结构增产要增收
政协委员指出：增产一定要增效、增收
虽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对增加农民收入作用不大，但毕竟中国还有一半以上农民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委员们认为，调整结构不能丢。调整结构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农民也尝到了甜头。
聂振邦委员建议：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方面，要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
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积极扶持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落实好对龙头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引导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农民之间建立起有法律保障的互惠互利关系。支持农民按照自愿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改革农业科技体制，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科技种田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