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委员共话“民主党派帮助毕节地区脱贫致富”

2008-03-11

　□核心提示
　　帮扶背景
　　1988年，为解决岩溶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问题，由胡锦涛同志亲自倡导并经国务院批准，在贵州省经济发展最为贫困落后的毕节地区创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19年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有关部委和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等部门和单位的共同帮扶与指导下，试验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在试验区成立19周年之际，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何丕洁、厉以宁、李卓彬、王孝询以“民主党派帮助毕节地区脱贫致富”为主题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
　　扶贫成功关键在于地位对等
　　“毕节过去在贵州省各地级市发展综合排名中是最后一位，现在则上升到第三位。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毕节地区扶贫抱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平等参与者的身份参加毕节扶贫。”厉以宁介绍了他参与帮扶毕节的亲身感受。
　　“加快毕节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是首要任务。”厉以宁表示，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帮助下，毕节地区的国企改革基本完成，变成现代企业，并且该地区已经进行了城乡一体化探索，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据介绍，在对毕节的帮扶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分工明确，都具体负责毕节的一个县或者是一个县级市。很多技术方面的项目，均汇集了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的专家和全国工商联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力量。例如，怎样帮助农民造林，种什么样的植物对经济发展最好，高原的畜牧和水利建设及土壤的改良和环保等问题。
　　“扶贫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当地干部的培训。”厉以宁说，毕节副县长以上的干部共150人，已经分三批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习。“越是贫困地区，干部就越要具有改革、发展的观念，一定要懂得市场经济的运作。”
　　在此过程中，厉以宁认为，这些扶贫环节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过去的扶贫者和被扶贫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毕节的扶贫，我们都是以平等的身份进去，我们把自己当成毕节人民中的一员，跟农民们共同商量、讨论、研究，因此农民的积极性得以调动。”
　　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均不可取
　　一个贫困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必然会遇到发展与环保的悖论。对于毕节地区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厉以宁表示，根据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对地区未来发展损害很大，后患无穷；“边发展、边治理”成本也非常高，因此这两条路，我们都不能再走。
　　毕节地区1988年被确定为扶贫试验区时，旨在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毕节如何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厉以宁表示应注重几个方面:任何项目必须先经过环境保护部门的评估、审查以后才能立项，这一点对毕节脆弱的生态尤其重要，不能让当地的青山绿水毁在经济的盲目发展上；对若干年前建成的工厂目前显示出的污染问题，要加大力度治理。
　　“现在毕节人都明白，环境保护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而是为了留给子孙后代共享，所以要大家一起行动，只有鼓励群众一起参与，才能保证毕节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厉以宁说，
　　参与式扶贫值得借鉴推广
　　毕节扶贫试验区确定迄今已经整整20年，目前的经济发展指标每年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高于全贵州省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毕节模式可以借鉴推广的经验中，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委员特意提到了参与式扶贫。
　　“在贫困村采取参与式扶贫，就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依靠当地人民自身的参与。”何丕洁说，如何脱贫，做什么项目，怎么来做，不是由专家、官员拍板，而是发动群众，让他们来选择，这就是参与式扶贫。何丕洁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虽然当地农民没有文化，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村子适合发展什么，急需要做什么，在这些方面当地农民都有很好的主意。
　　“在专家帮助下，我们设计了村民投票环节，把村民提出的15个项目画成图，比如养牛，就画一头牛；要修井，就画一口水井。画一个图，然后在每个图片下面放一个碗，每个农民发六颗玉米豆，喜欢哪个项目就往哪个碗里放玉米豆，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六个他们急需的项目。”何丕洁说，恰恰是这种原始的投票方式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这种参与式扶贫方法，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可以采用，现在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推广，对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非常有意义。”何丕洁说。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典范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李卓彬委员刚从毕节调研归来不久，谈起毕节的变化，感触很深。他说，这样的地方如何发展，不仅在西部开发中具有特殊意义，对全世界来讲，这样的地区能够寻到发展良策，也引人关注。
　　李卓彬指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具有开拓性、先导性的战略意义。像毕节这样的贫困山区能做到的事情，中西部其他贫困山区更应该能够做到。建议适时总结20年来试验区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推进试验区试点。
　　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知识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例如，致公党每年为毕节地区培训100名英语教师，帮助建设希望小学，对乡村医生进行技术培训。
　　“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统筹下，共同推动毕节地区的扶贫和试验工作，这已经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典范。”李卓彬说。
　　毕节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
　　王孝询委员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很多的地区比较贫困落后。毕节在20年的发展当中，有一些可以总结的经验。第一个方面就是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统筹规划；第二个方面是把物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和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第三个方面就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考虑，最终归结到走科学发展之路。我觉得从发展这个模式来讲，毕节是成功的。
　　王孝询说，在具体层面上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党政齐抓共管。如果说今天毕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功劳要归于毕节的党政干部和几百万群众。同时，在扶贫过程当中，要量力而行、长期坚持。“我们坚持了20年，各个社会团体也好，党派也好，尽自己的力量，量力而行。”王孝询相信，参照毕节模式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就会很快发生改变。
　　□阅读延伸
　　19年前的毕节
　　毕节，川滇黔锁钥，贵州高原屋脊，乌江、珠江发源地。全区辖1市7县，幅员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35万人，有36个少数民族。该地区喀斯特地貌分布集中，岩溶占62.2％、高原山地占93％。全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态恶化、人口增长迅速，富集的资源难以有效开发和利用。1987年，毕节地区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人均纯收入184元，文盲、半文盲比例达48％，人口密度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