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媒体都在热议“蚁族”现象时，葛剑雄委员提出一个问题：“‘蚁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蚁族’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他认为，不同情况应该用不同方法对待，如果是个别现象，就不必太大惊小怪。
葛剑雄说，据他了解，所谓的“蚁族”中间，有些人有能力租房，只是为了省钱，有些人是为了买房，有些人的确是钱很少，这些都要区分对待。另外，学历也是个问题，即便是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也不一定都是高材生；还要区分这些低收入的毕业生“到底是学非所用，还是就业就职能力差”。
“现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信息都来自一些报道，并没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有些甚至只是网上的一些说法。”葛剑雄说，关键在于，这种现象是常态的还是临时的，比如棚户区、城中村等现象，有些是临时的，慢慢会消除的。
“‘蚁族’最长的有多久了？如果是短期的，也许两年以后就改变了。”葛剑雄建议要加强调查分析，特别是进行社会学的、量化的抽样分析。
全国政协委员、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凯认为，对“蚁族”问题要正确看待，“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陈凯表示，金融危机加剧了“蚁族”的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这个群体的数量突然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跟不上社会需求量，也促成了现在“蚁族”的生活状态。
“‘蚁族’是一种客观现象，没必要被过度渲染。年轻人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经历各种艰难和辛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认为，“虽是‘蚁族’，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轻大学生们具有乐观、自信、奋发向上的心态。另一方面，‘蚁族’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就业结构失衡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认为，“蚁族”现象不能说完全反常，但是，仍然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应该尽可能改变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报到当天，何永智、张礼慧、严琦委员就来到北京郊区的唐家岭“蚁族”聚集区调研。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严琦说，“蚁族”的执着精神让她感动，但她坦言，“蚁族”在观念上有误区。
“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如果每个人都执着于非在北京不可，北京再大，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我相信，在二三线城市工作，他们的住房问题甚至以后子女上学等问题，都容易解决得多。”
严琦认为，在大学教育阶段就应该进行引导。她建议，一些地方大学，可由政府倡导、行业引导、企业参与，办订单式的特色大学，大学生也应该定向培养。
在马德秀看来，“蚁族”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归结于个体就业观念有待转变，要进一步处理好个人就业意愿和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蚁族’们大多来自于农村以及偏远、欠发达地区，因为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第二三产业往往不发达，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本身有限。地理空间广阔不等于就业机会众多，部分大学生对到农村去、到中小城市去心存疑虑。”
因此，马德秀认为，要有效地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中小城市，以及中西部省市和农村地区去就业，建议既要立足当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当前现况；又要放眼长远，解决制约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失衡问题。
“有发展前途的、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肯定物价高、房价高、竞争激烈。”葛剑雄说，“大学毕业生在竞争中要理性，要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能都指责社会，‘蚁族’现象并不能完全靠社会解决。当然，政府有责任进行引导，要把产业导向、信息、城市发展等及时告诉大家。要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合理配置。”
